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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重返《灵山》的旅程—专访高行健

written by 谢旺霖 2020-12-17
二○二○,重返《灵山》的旅程—专访高行健

回想当年,《灵山》从一年卖不到百本的书,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一跃成为全球书市的畅销经典。这其中固然有得奖的加持,但莫不也是艺术家长久的坚持,见证了文学最终超越了时代的意义。这次越洋电访,高行健耐心恳切回答每一个提问,从最初的流浪,到逃亡,谈《灵山》,小说艺术,也谈创作的生涯,以及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而年届八十的他,其实刚大病初愈,还不时挂念这如今已被他称为「故乡」的台湾。

流浪,是对中国文化、历史的再认识

谢旺霖(以下简称谢):您曾多次在中国大山长河流浪,深入穷乡僻壤。那些现实生活中的流浪,可有为您自身或创作上带来什么反思?

高行健(以下简称高):我的流浪,是因为政治环境的恶劣,当时发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点了我的名。根据先前在文化大革命得到的经验,我不得不赶紧离开北京。去到青藏高原、四川贵州,然后沿着长江流域五个月,历经八个省,七个自然保护区,一直到东海边,大概有一万五千公里。

这之前,我对中国文化、历史已相当了解,从司马迁的《史记》读到《山海经》乃至《水经注》,还对考古发掘非常关注。原来我就对中国儒家和官方正统的历史就持怀疑态度,因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历史非常悠久而复杂。我认为除了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以外,这广大的长江流域还有同样悠久而丰富的文化。所以那趟旅行,还有一种对文化历史的考察在背后,我不是盲目流浪,也企图得到更多的证实和材料,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再认识。

我到处搜集地方上资料,一般的史书和图书馆里找不到的材料。像那些少数民族,彝族、苗族、羌族、藏族等,我得到的都是第一手材料,中国传统的正统文化中几乎没有描述。而我直接采访本地的巫师、跳大神的歌师,深入很多自然保护区,乃至于古羌人的地区,找当地对这些文化感兴趣的汉人帮我翻译,我自己做录音。我恐怕是少有的汉人作家,深入到这些地方,实地调查,这都体现到我的《灵山》里。

我收集的材料和笔记非常多,地方县志的摘录、巫师唸经、民歌和民间史诗等等,一部分我带到法国写《灵山》,之后捐了一部分给斯德哥尔摩大学图书馆,还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北京。我在北京的家被查封后,就完全没有下落了。

逃亡,不仅赢得自由,而且是创作的丰收

谢:逃亡往往带有被迫或负面因素而离开一个地方。但您经历的逃亡,却不仅仅如此?

高:对我来说,逃亡不存在正面或负面的问题。逃亡,第一是求生,第二是求自由。作为一个艺术家和作家,就是为了创作的自由。

对我的创作来讲,我在中国的「那一生」,像噩梦一样;到了法国后「这一生」,我赢得充分自由的表述。所以我写作创作不断,不仅赢得自由,而且是创作的丰收。

谢:《灵山》写了七年,在中国起笔,到一九八九年在法国才完稿。天安门事件,是否有对写作的过程造成影响?

高:当时德国的基金会和法国文化部都来了邀请,我请了一年创作假,终于得到许可,是新上任的文化部长作家王蒙给我开了绿灯。我先到德国,后来曾任法国驻华大使的马腾(Claude Martin)先生,问我想不想到巴黎?由于我没有签证,他亲自开车到德国边境来接。我就这样来到巴黎。

好不容易赢得的自由,不能浪费时间,所以我日夜写《灵山》,还为舞蹈家江青的约稿,写了剧本《冥城》,又为我作为编剧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山海经传》。这时天安门事件发生了,法新社每天都在报导,面对那些镇压,我显然回不去了。又是马腾大使打电话给我,一个星期后,我便去法国接待难民中心,申请政治庇护,立马就拿到了十年居留。

于是我想中国的事情该结束了,也应该赶快结束《灵山》,面对新的生活,新的创作,否则那么多资料还不知道要写到哪一天。天安门事件三个月后,我就加紧把《灵山》写完。

谢:所以《灵山》的完成,有那种您特别想告别中国的意味?

高:是,因为我完全面临新的生活。接着就收到美国一家剧院的邀请,希望我就「六四」写一个戏。便是《逃亡》那个戏。

十月份写完,寄到美国,但剧院希望我修改剧本,写成个政治戏。而我这是个哲学戏,超越他们的政治正确,没有美国式的那种英雄。我把它写得像古代希腊悲剧一样,人类的悲剧,困境,不仅是政治的困境,还有内心,这么一个哲学戏。我不愿修改,自付了英译文的翻译费,收回版权。后来马悦然翻译了,因此,首度上演是在瑞典皇家剧院。这是《灵山》结束后第一个创作。

谢旺霖越洋电访,高行健耐心恳切回答每一个提问。
灵山

创新的叙述,和追求的语言

谢:《灵山》中,为什么只以人称代名词(你、我、他/她)的方式来做叙述?

高:我的第一本书《现代小说技巧初探》(一九八一),讲到小说语言的艺术。传统中国小说的写法,我太熟悉了。而西方小说,从古典、中世纪,到现代小说,我都评论过它们的技巧,介绍给中国读者,并指出小说不是只讲故事,应该有众多的写法。

我为小说艺术开了一条路,不仅是以人称来代替人物,这也有人试过,像法国新小说派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但没有人用三个人称(我、你、他)来指称同一个人物。这发明来自于我对语言学的兴趣,我非常欣赏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学和佛洛伊德对潜意识的研究。因为这两个前缘,一是语言学,一是潜意识的源由,我发现人的意识的形成,不是只有一个人称「我」,还有一个「你」也不够,必须有三个人称。这就形成像几何学一样的座标系,确定了人称的范围,有三个象限,就可把人的意识立体化了。

物理学的现象,语言学的现象,跟人的心理、意识的形成竟不谋而合。我发现,要确认一个人物,以三个人称就够了,不必给他命名,每个读者都可设身处地进入这三个人称。因此它打开通往人的意识和潜意识的通道。人称就是通道,而且不是一个通道,是三个通道。这是《灵山》对小说艺术的贡献。

谢:您在写作上,特别着重文字的声响,是否有个人独具的创作方式?

高:这得谈到语言的本性。语言,法文的意指「舌头」(Langue)。文字的书写在语言诞生之后,可现在有些作家玩文字游戏,却忘了语言的原本是声音,通过声音,语音,直接诉诸听觉,而且要传达意义和感受。传达声调,情绪,这是单纯的文字,难以做到的。

这种认识又来自我从小喜欢戏剧、演戏、导戏,组织剧团,又做了很多演员的工作。所以对我来讲,最有趣生动的语言,是活的语言,在舞台上,直接面对观众,立即打动观众,达到共鸣,不是挖空心思去修辞。我的小说都是用这样的语言来写。

为了听得见自己写的东西,那么我就用录音。我很多的作品第一稿都是录音,像《 灵山 》里有的整章节都是先有录音,然后再细致反复修改。所以这个语言对我是活的,它是凭声音直接可以引起共鸣,唤起感受、感觉,这样才是我追求的语言。

谢:在创作或写作上,您最注重的是什么?

高:要真有话可讲。我写这些作品,都有话可讲,而且不讲别人已经讲过的。一定是我有新鲜的话可讲,有我自己的感受,也想跟读者或观众交流。
我写作上,一定得有新鲜的感受,一定要找到新鲜的表述。所以,我写的戏都没有重复,小说也是这样。

谢:您对新思想、新表述的追求,尽管面临出版的问题、现实的挑战,也不曾丝毫动摇过?

高:因为是创作嘛!我所做这一切,都不为挣钱,我也不投合时尚。就像当时《灵山》在台湾出版,第一年只卖了九十六本。连法国这样特别重视文化艺术的国度,法国六大文学出版社都不接受,最后找到普罗旺斯一家很小的出版社。没想到,书一出版,法国各大媒体竟然一片赞扬。不过当时这书,仍不卖钱。

我的法国朋友说,要不在大学里帮你找个教职?不然你怎么生活?我说不必,不用担心,我的画卖钱,我幸亏能以画养文,让我仅自做我想做的创作,不必顾忌收益。

龙船
路漫漫

呼唤新文艺复兴

谢:您不仅是作家,戏剧家,画家,艺术的领域更延伸到电影,当起了电影导演?

高:之后,我又转向电影。我从小就对电影有兴趣。大学一年级时,写了第一个电影剧本,但不是通常那种讲故事的电影,当时就已经写成电影诗了。这跟那时读到俄国电影大师艾森斯坦(Sergei Eisenstein)的论《蒙太奇》有关。

电影这种综合艺术,包括:声音、画面、语言、表演、舞蹈、音乐、形象、色彩等,这些我都了解,对我来讲,又是一种新的表述。所以,我最后一阶段是电影创作,《侧影和影子》、《洪荒之后》、《美的葬礼》三部电影诗就是这么来的。

谢:近年来,您几度提出「呼唤新一轮文艺复兴」的说法。这似乎是对现今文化现象的一种批判。这「新一轮文艺复兴」指的是?我们当前该如何实践?

高:我「呼唤新一轮文艺复兴」,并不是说我们要重复历史上的文艺复兴。那些十五、六世纪的艺术家们,既然从中世纪黑暗窒息里出来。那么,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可以从二十世纪的意识型态里出来?这些意识型态,约束人们的思想,像马克思主义、民族主义等;艺术上的现代主义、当代艺术变成了观念,变成僵化的教条。

所以我呼唤从二十世纪那些僵化的意识型态里出来,充分开放思想,自由表述人对世界新鲜的认知。

这不是由哪一个政党来呼唤的,也不是国家的文化政策。这首先是艺术家个人的事情。问题在于你自己是不是有新鲜的表述?你要不要从意识型态、框架、教条、时尚、市场里出来,传达新鲜的感受和新的认知,达到思想和精神的升华?

如果艺术家有这种觉悟。我以我自己为例,那么在禁锢之下,仍可以突破,找到自己的路,自己的表述。而且还能同世界其他的艺术家沟通和交流。

因此,我对台湾寄予很大的希望。台湾虽小,但你看对抗这次新冠病毒,台湾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可欧美西方这些工业大国却多么严重。这说明台湾人对世界的认识,社会的健康,超乎人们的想像。那么台湾的艺术,更不该走二十世纪那些老路。我们应该找到新鲜的表述,给世界提供新鲜的认知。古希腊那么小的地方,居然创造那么辉煌的文化,影响全世界。台湾何尝不可?在台湾思想是自由的,社会是富裕的,台湾又是开放的、对世界对西方东方都没有禁忌,台湾的艺术家们,何尝不可以掀起新一轮文艺复兴?

谢:今年是《灵山》中文出版第三十年,同时是您获诺贝尔文学第二十年。如今回望,您有什么感想吗?

高:我到法国三十二年,直到去年发现肠癌,大病一场。先是两次大手术,还有化疗半年。除了这一年以外,我在法国几乎没有真正的休假,工作总排得满满的,把时间充分用在创作上了。今年八十岁了,我这一生,可庆幸的是没有浪费掉。

《灵山》,高行健,联经出版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经典之作,一部浪游群山边地的朝圣小说,一场灵魂玄思之旅,出版三十周年纪念新版。

首度收入作者序言及专访,自剖生涯最辽远的巨著所历,重返灵山叩问的自由。

采访撰文|谢旺霖
一九八○年生。东吴大学政治、法律系双学士,清华大学台湾文学所硕士,目前为文字工作者。著有:《转山》、《走河》。曾获云门舞集「流浪者计画」赞助,文建会「寻找心中的圣山」散文首奖、桃园文艺创作奖、国家文化艺术基金会文学类创作及出版补助,诚品年度华文创作排行榜第二名,金石堂年度十大最具影响力书籍,二○○九年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非小说类」入围等。《转山》二○○八年十月由广西师大出版简体版,并于二○一一年改编为同名电影在中国大陆上映。

图片提供|高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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