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書評】「即物」的左翼 淺論王証恒《南歸貨車》的書寫原理

年輕作家王証恒交出首部小說集《南歸貨車》，在香港文學界不乏討論，為人所知的是其左翼定位。左翼可是方法，是關懷，是理解並介入世界的角度。在當代華文書寫場域而言，左翼更自成脈絡，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從魯迅到陳映真，系譜繁雜，難以疆劃。誠如詹明信提出「總要歷史化」，欲理解証恒所謂左翼文學觀，必先從其時代語境談起——亦即我輩「二十一世紀的第一代作者」所身處的當代香港。在新書發佈會「一切珍愛的尚未煙消雲散」上，証恒提出其寫作所在的「兩個十年」：後金融海嘯的十年，公營政策與勞工保障存若無物，民生無立錐之地；基本自由褪滅的十年，大寫的政治嚴厲壓迫著一整個時代的人。「這個一無所有的年代，才是真正的寫作年代的開始。」左翼書寫的願心，往往亦由時代的苦難所啟動。

時代語境之下，証恒的寫作脈絡不難理明。他多次提到陳映真對其影響之深：「那是陳映真的小說，那是慘白的年代的幽微的光，讀來總叫人莫名的感動。於是我下定決心，要寫一些關懷社會的小說。」王德威認為陳映真可被稱作「台灣的魯迅」之一，則在相近的黑暗時代（dark times）裡，我以「香港的陳映真」稱呼証恒大概亦無不可。陳映真受魯迅啟發，關注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間的矛盾，期望以自我抹銷的書寫策略，達成政治宣傳目的。然而，如王德威點明，陳映真往往「低估了自己作品意識形態以外的吸引力，而他的文名也恰恰建立在這矛盾之中。」這或正是証恒立心仿效陳映真的原因：他讀到陳映真的作品裡，在大寫的政治之下潛藏著更深幽的「即物」關懷。所謂「即物」，意指始終不忍心任由意識形態操縱書寫，而願意貼近物事賦予的具體經驗，任由其衍生書寫之可能。
「即物」並非純粹現象學式書寫，而更內含倫理實踐。若從馬克思主義相關的理論著手，比起証恒自己經常提到的盧卡奇，我認為阿多諾的說法能更有效地闡明証恒的「即物」書寫形態及其背後的哲學原理。阿多諾曾在《本真性的行話》（Jargon der Eigentlichkeit）等著作中，批評現象學家與存在主義者，認為其始終無法擺脫荒謬的唯名論假設——諸如假定存在、虛無或自由等概念的絕對地位，不過是觀念論的後塵——故無法有效地回應歷史場境之此地此刻（hic et nunc）給予此有（Dasein）的種種挑戰。阿多諾認為必須置身時代脈絡，反覆徜徉於普遍概念與殊別經驗之間，時刻注意兩者的矛盾，由此派生出持續的社會批判意識，並覺悟其永遠不可能落實成正向辯證（positive dialectics）意義的終極答案。

証恒在其小說中期望把握的，正是種種難以藉助普遍意識形態解釋的經驗。行文間，他試圖不斷藉「思想反對自身」（think against itself），動搖諸多既存概念的疆域，以書寫為發自深淵的特種呼號——若呼應王德威的說法，其可說是最頑強抗議現實的自我否定運動，是對「真實並非如此」的延宕命名式（讀者當然也可說出同樣一句「真實並非如此」。）阿多諾繼而說，若非如此，書寫不過是大屠殺的伴奏曲，輕無著物，不可承受。在歷史情境的對照再思底下，「即物」書寫透現出其試圖積極回應時代的倫理承擔。一方面，小說展示社會學式的田野考察，著重刻描下層結構如何反映時代肌理。以〈南歸貨車〉為例，其鉅細交代出中港司機的生活困難與不安。另一方面，基於否定辯證原則，小說往往作為一組組問題式（problématique），回聲暗湧，完而不了。以〈時光凝滯〉為例，比起輕率的價值判斷，更是拷問在時代壓迫之下，人何以成為犬儒？這正是「即物」書寫的兩面。

弔詭在於，置身種種莫可名狀的殊別經驗，小說家註定無以言說，僅有欲語還休的未了餘情。其體現在角色之間的共情，及其介入彼此具體生命時的懸置（aporia）。前者比如〈沉默的瘀傷〉，作者與角色經驗之間明顯存在距離，這正是証恒自己所棄絕，卻又深陷的書寫（或知識、或修辭）無上原則的遺害；後者比如〈綠牆〉裡的哥哥陷入精神絕境，〈南歸貨車〉裡的妻「進了無盡、幽暗的隧道，走不出來。」都是具象呈現。的而且確，唯有在即近物事間發見理論的匱乏，繼而試圖動搖並克服預設的政治意識形態，我們才得以談論美，抑或生存——而不是「讓藝術被創造，儘管世界毀滅。」（fiat ars, pereat mundus.）本雅明曾深刻提醒我們：不論打著任何旗號，假如藝術可以聲稱不擇手段，任由政治現場為藝術壯美服務——除了法西斯主義，那將什麼都不是。

話說回來，「即物」作為有情的介入，總是相對於「役物」的。後者正是典型中國左翼「紅色文學」傳統，往往抽離歷史現實經驗，把概念與技法硬生生地注射進具體物事。証恒期望的「即物」原理，是試圖反抗典型知識論的否定辯證方法，強調交流先於理論——至於《南歸貨車》則非每篇都能充分踐行。若試圖理出現當代華文文學的「即物」傳統，將發現於魯迅與陳映真的作品，知識分子與民眾的差距大多過於遙遠，小說家充其量在質疑自我位階，卻從未徹底地放任具體經驗帶動書寫。然而，他們都更真誠。另一道參照脈絡：白先勇從《寂寞的十七歲》到《臺北人》，觀照內在經驗的變動以透顯思考的深化過程；陳冠中從「香港三部曲」到「中國三部曲」，常具嶄新的問題意識讓自我解體再定位；黃碧雲從《烈佬傳》到《附件三》，瀟灑放開標誌性的風格以反倒獲得純淨的力量。如此種種，作為「即物」書寫傳統的質性存留，都可說是《南歸貨車》的學習對象，儘管未竟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