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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人問我,關於自己寫的小說被拍成電影這件事。非常奇妙,我只能這麼說。
至今,我的作品有過幾次影像化的經驗。兩次被拍成電影,一次是電視劇。我一直很喜歡電影,覺得自己的人生和小說都深受電影的影響。正因如此,當自己的作品被拍成電影時,比起忠於原著,我更想看看它會變成怎樣的電影。接到邀約,我所問的第一句話是:「我可以去看拍攝嗎?」因為行程無法配合電視劇製作檔期,很可惜沒能跟拍。然而當行定勳導演將我的出道作品《日出前向青春告別》改編成電影時,我每天都在關西的攝影現場、東京的製片所觀看拍攝直到深夜。二○一○年小說《睡著也好醒來也罷》出版,二○一五年得知濱口竜介導演想將它拍成電影,並從二○一七年開拍。那次我也在拍片現場觀摩了幾日。
小說是從一個人的腦海裡誕生、由一個人書寫之物。而電影則牽涉到很多人,由現實中存在的人執行演戲、拍攝、打光及錄音等動作,各種工作人員參與其中。為了盡量避免妨礙現場的拍攝,我待在角落。在拍片現場,我隨時隨地感受到「原作者」是電影的局外人。
我想每個作家都有不同的看法,就我而言,我將小說和電影看作不同之物。如果只是將小說原原本本地搬上螢幕,那麼大可不必把作品「電影化」。既然要拍成電影,首先必須考慮這將會是部怎樣的電影作品。
一部小說僅僅被寫出來時並未完結。必須藉由被誰閱讀而成立。每位讀者心中都存在著由各個段落、詞彙想像出來的畫面與情感,而那通常是作者無法「看見」的部分。
也許,拍片的人就是將自己閱讀小說時腦中出現的畫面,透過電影的形式呈現給觀眾。這也算得上是一種翻譯吧,在我參與的美國研究所翻譯課上,也有過這樣的議論。就像將日語轉換成別的語言,文字被翻譯成影像。或者,這也接近「評論」。當然,「讀法」存在著各種風格。既有盡其可能忠實解讀的方式,也有從自己讀取的部分進行擴展的方式。
學生時代我曾短暫地參與過獨立電影製作,以拍過電影的寫作者角度,不斷思索表現手法的差異時,我發覺兩者間的縫隙十分值得玩味。在《日出前向青春告別》拍攝現場的觀摩經驗實在太過有趣,我將那份經驗寫成短篇小說,收錄進配合電影上映所推出的文庫版。
我一共參觀了四天的《睡著也好醒來也罷》拍攝。除了針對大阪方言進行細部調整之外,我一向不置喙電影作品的台詞。那次,我有了新的體驗。在觀看某個場景的實際拍攝時,我無論如何都無法被腳本的對話說服,當場與導演討論,在最後關頭做了更動。那個片刻,「小說的作者」之於「電影」的立場究竟是什麼,至今我仍然沒有找到答案。
在小說《睡著也好醒來也罷》中,朝子是拍照片的人,十年來她持續將相機對準世界這件事,是重要的故事情節。我雖然惋惜電影抽掉這個設定,但當我得知飾演朝子的唐田英里佳小姐在真實生活中也喜愛拍照,而且使用的是最近變得較為稀奇的底片相機,我感覺到即使這樣的連結並不直接,也會轉映在電影膠卷的某處。
在一場高速公路開車奔馳的戲,我搭上跟在後方的車。工作人員告訴我,雖然也見過其他原作者來探班,但坐進跟拍車的,我還是第一個。當然,我無法目睹那必定被攝影機拍下的演員互動。我看著與他們所見相同的風景,聽著對話。那句台詞,不曾出現在小說裡。「朝子」是從我之中誕生的登場人物。此刻,「朝子」在我耳邊說話。這個「朝子」究竟是誰啊?然而,電影的「朝子」也在那個瞬間,確切地存在於那裡。她只在攝影機轉動時出現,她就在那裡。
下了高速公路,又開去同一個地方,我聽著每次到達那裡就重複的台詞。真是奇妙的經驗。除了奇妙,沒有別的詞可以表達。對我來說,這是持續留在我心中,關於電影《睡著也好醒來也罷》最奇妙的經歷了。
「電影化」究竟是什麼。這可能是我今後也無法回答的問題。「化」這個字,具有變化、給予影響等意涵。當我們不說電影「版」,而是電影「化」時。我相信那必定意味了什麼。
《睡著也好醒來也罷》寢ても覚めても
柴崎友香/著
常純敏/譯
凱特文化 (2018.09)
文|柴崎友香
一九七三年生於大阪,畢業於大阪府立大學(專攻人文地理學)。一九九九年初登文壇,作品《日出前向青春告別》於二○○四年由導演行定勳改編為電影;二○○七年出版《那座城市的現在》獲選藝術選獎文部科學大臣新人賞與織田作之助賞大賞;二○一○年憑《睡著也好醒來也罷》獲得野間文藝新人賞,並於二○一八年由導演濱口龍介改編為電影;二○一四年以作品《春之庭院》獲得芥川賞。細膩描繪城市光景,擅長捕捉當代女性姿態的作品,多次入選三島由紀夫賞、芥川龍之介賞等優秀候補。中譯作品包括《下一站前,要唱什麼歌?》(方智)、《春之庭院》(聯經出版)、《睡著也好醒來也罷》(凱特文化)。
譯|田家綾
在台大讀社會系,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學建築,東京大學研究文學。曾獲新北市文學獎、桃園鍾肇政文學獎、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當過日本OL,討厭滿員電車。多半在莫斯科與東京都,偶爾也在台北城出沒。
圖片提供|東昊影業
【本期雜誌介紹】
《聯合文學》雜誌 NO.449:濱口竜介,以及《在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