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句如暴雨一樣落下，是陳寧的小說《枝繁葉茂》帶來的第一個印象。四字句層出不窮，六七字句連貫襲來，一陣窒息的感覺從黃金的香港一九八○年代一路握緊到大疫蔓延的二○二○年代，毫不放鬆。《枝繁葉茂》的香港從盛到衰，從迷惘到不適到無路可出，全在急劇折斷的句形之中鋪張揚厲。

一種不快點講完就沒有了的焦躁，從序章中角色們的弔詞裡表露無遺。這裡刻劃的，是從所謂黃金的八○年代香港裡，如何由於政治形勢一換再換，身處時代的眾生通通失去了原先能夠安身立命的立足點，地基一夜之間盡成浮木。

在急劇動蕩的年代裡，作為長篇小說需要交代的背景太多，《枝繁葉茂》採取的方法是陳述，大量的陳述。陳述—事件—陳述—判斷。短促的句形如步操齊整往前，一陣行進感由始至終引領全書。然而那些時代畢竟複雜，並且遙遠。《中英聯合聲明》也將在明年滿四十周年，要講述那段時代，作家無可避免地要使用壓縮的技法，把時代壓成符號。由是，書裡出現的beyond、羅大佑、電視劇、學校、歌劇，全都是用以定位的座標。符號化的香港在前場也在背景，在前方也在暗處。我們必須通過這些符號來快速進入那段香港的時空，這是一種達意的手段，也是一種歸納法。

是否應該符號化香港，在近年的香港文學裡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一派會認為——尤其是二○一九——不應被輕易歸納為符號，這在倫理上不尊重當事人。又有一派會認為符號化方便理解，尤其是如果讀者並不熟悉香港，這些背景不應造成額外負擔。這是一種書寫意識形態的爭論，尤其是後者，幾乎在任何道理上都能講得過去：對於左，有更多讀者就能連繫出更大的力量；對於右，讓文章在市場上增值就擴大了接觸面；對於中間，文章可以成為一個方便經過的樞紐。

但寫作始終是一件首先屬於作者本人的事，寫作的意義首先朝向作品本身展開。如果採用符號化，就首先是因為這種方法可能承載作品本身想要表達的意義。符號顯然並非為了迎合左中右的讀者——正如作者的意圖並不可考，讀者亦無法捕捉——而是因為符號化能最大化傾瀉事件的效果。在《枝繁葉茂》裡，短句、陳述與符號輪流上陣，小說使人目不暇給的原因正是這三者交纏爆發的緣故。

這四十年來的香港，是一連串的短句歸納，間雜在綿延的歷史長句之間。它尖銳突出，而又脆弱不堪，狂暴向前卻又隨時彎折。「路斷了，前無去路，後有追兵。一個人不能走進同一條河兩次，原來，一條路也不能走進兩代人。」當一條路無法走進並且複製時，將它歸納出一系列的符號，就是嘗試與未來一代溝通的方法。

《枝繁葉茂》的書寫告訴了讀者一種關於寫作的驕傲，如若香港。它劇烈地訴說了一個美好時代的遠去，當然，全書最初引用的齊克果「生命是要往前走，但要回過頭來才能明白」早已明言，它所呼應的，是陳寧十多年前為My Little Airport作詞時所寫的末句：我記得，我怕我將不記得。香港的故事在夾緣間枝繁葉茂，在名利場裡風搖飄搖，唯有記憶，值得讓文學揉身向政治展開一場永恆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