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四年國際漢學界的大事之一,就是中央研究院的許倬雲院士,獲得第六屆唐獎漢學獎的殊榮。在得知許院士獲獎當下,身為後生晚輩,心頭湧起猶似「與有榮焉」的興奮之情。儘管,我與許院士僅有一堂課的緣分。
唐獎漢學獎得主揭曉數日後,《聯合文學》來信邀請我透過網路平臺,越洋專訪旅美的許院士。接到任務,我隨即草擬題目,盼望藉由這個難能可貴的機會,再向許院士求教治學之道。不過,由於許院士年過九秩,無法長時間受訪,所以,編輯群決定改變企劃方向,希望我以後學的視角,略談許院士對我治學生涯的影響。這是撰寫本文的契機了。
回顧過往,自己在攀爬知識群山的路上,許院士曾與我擦肩而過。二○○五年,我考上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班,隨後,便決定以中國上古史作為研究領域。在大學與碩士班期間,我與大多數歷史系的學生一樣,都曾拜讀許院士關於中國上古史的經典論著,諸如《西周史》、《求古篇》、《中國古代社會史論——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流動》、《中國古代文化的特質》等。其中,印象最深刻的當屬《西周史》。作為剛入史學堂奧的小學生,我發現,許院士在書中除了大量引用傳世史料,更兼採甲骨文與青銅器銘文等出土文獻,甚至包含豐富的考古證據。整合多元學科、資料與方法的研究取徑,讓當時學歷尚淺的我大開眼見,益發點燃我研究中國上古史的興趣。
二○○六年秋季,時任臺大歷史系主任的吳展良教授,特別邀請許院士回到母系,開授「中國文化教研專題討論」。這門課程的授課方式相當特別:每週安排兩位修課學生,報告研究心得;然後,許院士根據報告內容展開討論;下午,許院士再與報告學生單獨面談,提供建言。當時,我才剛升上碩士班二年級,得知許院士的開課消息,為一睹大師風采,迫不急待,立即選修。於是,我終於有幸,在課堂上做完口頭報告後,私下就教於許院士。許院士當時上課內容的錄音檔案,後經整理,出版為《傅鐘回響——許倬雲先生臺大講學集》(臺北:臺大出版中心,二○○八)。為了撰寫本文,我又重新翻看此書。這些「史料」,把我拉回近二十年前的十一月天。
發表小論文當天的情景,歷歷在目。在正式上課之前,吳主任報告一則不幸的消息:原來許院士來校之前,在家因故跌倒!儘管臉上帶著瘀傷,他仍堅持到課,要聽報告,要帶討論,只是下午的面談暫緩。突如而來的意外,讓我十分擔心許院士的身體健康,但同時我也非常感佩許院士信守承諾的處世之道。儘管,他得面對自己身體的不便,但我仍記得,許院士授課時的目光,炯炯有神。
當日,我與另一位也對中國上古史與考古學有興趣的黃同學,先後報告初步的研究心得。黃同學的題目涉及商末周初北方草原地帶青銅器的起源,我則討論商代早期四座城市遺址發現的墓葬。重讀自己十多年前的課堂報告,不禁汗如雨下。不過,如今回想起來,還是非常感激當年許院士願意花時間,對兩位初入學海的毛頭小子,親切提點。老實說,若只憑藉漶漫模糊的記憶,我只依稀記得,許院士在課堂上,肯定我倆利用考古材料來探索中國上古史的方式。不過,現在重讀《傅鐘回響》,才驚覺當年許院士的提示,有些觀點,早已內化為自己治學的基本態度,猶如他親手種下的種子,漸漸成長茁壯;但有些想法,對今日正在研究材料中打轉的我而言,猶如振聾發聵。
先講許院士的影響。第一,許院士強調,研究中國上古史,必須「左手抓文獻,右手抓考古,不能只抓一邊」。相對於流傳千年但數量有限的傳世文獻,地下挖掘且層出不窮的考古材料,包括考古遺存與出土文書,極大拓展了當代學界對於古代中國的認識。今日,研究中國上古史必須兼採文獻紀錄與考古材料,已是普通常識。但是,究竟該如何合理使用這兩類截然不同的證據,進一步重建中國上古史,則是學者共同面臨的基本問題。文獻的特色,在於透過具體的文字,生動記錄歷史事件的細節;不過限制在於,記錄者在書寫當下有其主觀想法,此外,文字記述大多非常零碎,而且經過長期傳抄,判別真偽實屬不易。考古的特色,在於材料是數千年前實際使用的物質遺存,數量龐大;然而限制在於,儘管經過長年發掘,但出土遺存的數量,與古代相比,仍如滄海一粟,再者,考古材料僅能反映古人真實活動的極小部分,而且研究者對於材料的整理與分析亦帶有主觀色彩。從許院士歷年發表的論著可知,他非常清楚上述問題,但仍強調兼採文獻與考古研究古代史的重要性。至於該怎麼用,則仍是研究者如我輩還在嘗試摸索的努力方向。
第二,許院士指出,「夏、商、周三代的政治組織,跟它們之間文化圈與文化圈的關係,是很不一樣的。」換句話說,文獻記載所呈現的政治組織,與考古材料所建構的考古學文化,兩者概念有別,應該審慎區辨。此一觀點極有見地。傳世文獻清楚記載不同國家、朝代與族屬的名稱,諸如夏、商、周、晉、秦、楚;考古材料則透過出土遺存(特別是陶器)的類型學分析,建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諸如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與小屯文化。然而,這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是否存在直接的對應關係呢?王明珂院士在《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曾經指出,自認屬於相同組織的人群,可能使用截然不同的物質文化;相反地,使用相同的物質文化的人群,卻可能分屬不同的群體,甚至彼此為敵。其實,兩位院士均表達相同觀點,這也正是我在處理考古材料時的基本態度。
第三,許院士也提到,研究中國考古學時,「單單看畫的圖是沒有感覺的,一定要拿手摸,摸了才有感覺。」許院士的學術背景,是分析文獻的歷史學。但由於他有許多親身走訪考古遺址、接觸考古材料,與拜訪考古學家的經驗,因此,許院士清楚認識到,研究中國考古學的「感覺」很重要。這也是自己治學的切身體會。我運氣很好,碩士班唸的是歷史學,在美國攻讀考古學的博士學位,因緣際會,也有機會到中國大陸參加考古發掘工作,並大量上手目驗研究材料。由於親自參與發掘,並到不同的遺址考察,也才逐漸體會許院士所謂的「感覺」為何,並從「感覺」中提煉出研究的想法。打個比方,不曾用濾杯手沖咖啡的人,雖然可以「聽聞」他人的經驗分享,不過,親身實踐才是明瞭箇中奧妙的不二法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雖然有時艱辛,但也樂趣滿滿。對我來說,這是研究考古學的迷人之處。
回顧許院士當年對我與黃同學的提點,他反覆強調,要從宏觀的視野,重新理解中國上古史:
你們兩位做上古史,要能宏觀地看變化過程。看它本身及天然條件,以及其他許多條件,是如何共同配合成一個功能結構(functional structure)……千萬記住:中國大得很,它不是固定的,是分的、變的。做古代史,不能把中國看成一盤棋,它有無數盤棋。
閱讀這段話,於我心有戚戚焉。作為一名資歷尚淺的上古中國研究者,近來,多低頭埋首於具體材料的分析,也試圖透過個案研究,釐清針對材料本身的種種問題。不過,除了基礎研究,我實在很少抬頭仰望星空。捫心自問,一方面,該如何在大歷史的脈絡中,合理詮釋考古材料所反映的現象?另一方面,自己初步的研究成果,又該如何回應中國上古史研究的重大問題?
課堂報告結束後,許院士隨即返家休息。不過,他卻約黃君與我,數日後到他在光復南路的住所一談。我倆依約赴會,惴惴不安地按了門鈴。打開門,我看到許院士坐在桌旁,瞇著眼睛,滿臉笑容,揮手招呼,示意要我們坐在他身旁。當日聊天的內容,沒有任何「史料」佐證,我早已記不清楚。還記得的,是許院士對後生晚輩的關懷、鼓勵與期許,以及我騎機車回家時頭頂火辣辣的臺北秋陽。
關於唐獎
撰文|李修平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
圖片提供|唐獎教育基金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