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日還在臺東太麻里獵人學校參與「太平洋藝術節文學分享青年書寫工作坊」的沙力浪，採訪當天清晨五點便搭了最早一班的火車，搖搖晃晃地來到臺北受訪。對善於在山林走動的他來說，早起搭車往返並不是一件困難的事。
《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
健行出版（2024.12）
「我在團隊中，只能扮演著跟隨的角色，但我可以把這些故事，寫起來；把山林的故事、祖父輩的事蹟寫下來。」沙力浪細緻地書寫家族故事，探討我們如何透過現代技術重建族群的歷史地圖，呈現族人面對文化傳承、歷史記憶及土地權利的挑戰。
Q 你在後記中提到「《尋隱劍》具備武俠架構，沒直接稱它武俠小說」。但為何從這個架構出發？在養成過程中，武俠小說曾經如何影響你嗎？
A 《用頭帶背起一座座山》是我與兄長一起去山上的故事，除了高山協作的經驗，也對歷史文獻有一些琢磨，透過來回的串接去訴說國家的土地政策。到了《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我把高山協作的人物轉換成自己的家族，透過戰爭、遷移與故事來重新串聯這段歷史。如果很直白地訴說，可能會讓讀者感到壓迫，但如果是用高山協作或家族去談，也許就可以用一種比較故事性的方式來觀看。因為歷史文獻在書寫的過程中會一直重複，很多背景細節也會受到前一本書的影響，所以在寫《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最困難的部分是「取捨」：我對背景進行了簡單的篩選，採取另外一種方式去呈現，比如我借助長野義虎的日記來串聯路線，捨棄過多古道的背景。在書裡面，長野義虎不單單是走了一趟路途，而更深深地影響了後來的「蕃人觀光政策」。也因此，我會想像一個人的探險、一個人的旅行、一個人的日記，是有能力牽動未來的。
Q 對於創作者來說，大規模地閱讀法規、史料、專書和論文，這些近乎學術研究的準備工作必然非常艱辛，好奇您書寫這本書時是如何完成這些工作的？
A 我在寫碩士論文〈拉庫拉庫溪流域語言、權力、空間的命名〉時，就一直在蒐集資料；當我重新去山林裡聽到族人的故事，會開始想說這些文獻是不是可以連結在一起。第一篇我主要集中於蒐集清古道與日古道的文獻資料，探討戰爭（特別是大分事件）相關的資料；第二篇則聚焦於家族，因此我的文獻研究主要圍繞於《臺灣高砂族系統所屬之研究》一書及遷移的歷史。那本書到馬西桑部落調查了Takisvilainan家族的系譜，收錄了不同人物的口述訪談，這啟發我開始書寫自己家族的歷史：如果日治時代的人都已經把Takisvilainan家族系譜寫出來了，為什麼我不能把這個系譜跟我的家族連結在一起？因此，我從戶口名簿開始調查。平時受限於《個人資料保護法》而只能調閱自己直系親屬的戶籍謄本，但因為當時協助臺東大學和花蓮文化局在卓溪鄉的學術研究調查，在公文往來之下能夠到戶政事務所親自翻閱彩色的資料、感受到印章蓋下去的歷史重量，同時也體會到整理文獻的辛苦。
在過程中，我開始思考如何設定家族的歷史位置：為什麼當時只調查我們的家族，而不是別的家族？以前總會想像面對強權就是要抵抗，可是事實並不是如此——每個族群或家族為了生存，都一定會有自己的抉擇，釐清背後的脈絡並平鋪直敘地寫出來，這些心情的轉變是複雜的。
Q 這無數次「回到山上」的過程裡，遭遇最困難或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麼？
A 有一次早上出發前，我因為沒有抓穩而不慎跌落山谷。幸運的是下面正好有個水潭，讓我不至於受太嚴重的傷。現在回想起來，當時有滿多看不見的力量在幫忙——如果我下墜的時候是後仰著下去、沒有碰到牆壁，身體也沒有被翻轉，我的頭可能就會直接撞到地面，就不會只是手脫臼而已。
因為受傷的關係，原本不太擅長爬山的姪女，扛起我一部份的裝備，讓我能輕裝走四、五天下山。那次的行程，也讓他慢慢建立起山林知識，更確定要跟著我回到馬西桑祖居地。以往都是我和大哥、兄長一起出行，不知道有什麼壓力，但當我自己帶著晚輩上山時，會一直擔心他們跌落山谷，結果我自己跌下去的時候，反倒是他們來照顧我。這讓我意識到：無論我們的行動多麼謹慎、裝備多麼齊全，山林的危險是不分你有沒有經驗的，永遠都需要注意。
Q 《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讀起來像是一本「尋根日誌」，當中穿插了許多吸引人的故事，比如在敵族來卓溪獵首時趁半夜把年糕丟掉等，這些故事是怎麼來的？
A 尋根這件事對我來說，不只是一條簡單的時間線。當我們走去山上，時間是不斷交錯的──有時會不自覺地回想起第一次爬山時的心情，有時老人家會分享自己年輕時打獵的經驗，有時則會在歷史現場用口述重現當時的情景。對我而言，每當我們休息、聽到這些不曾經歷過的事情時，就彷彿回到遙遠的歷史時空。就算是同樣一條路線，每次走都可以聽到不一樣的故事。我在山上都會隨身帶著攝影機和錄音筆，希望能把長輩們的族語和族人的故事好好記錄下來。
我認為族語非常重要，尤其是當現在同輩之間的交流大多轉為中文時，我很慶幸自己在長輩還能夠上山時，聽到他們用族語來訴說過去。隨著使用中文成為主流，長輩們有時也會怕我們聽不懂而改用中文講故事，這時候我就會暗示說「如果可以的話，希望能聽到族語，因為我們大概可以聽懂」。剛開始的時候，長輩們不太習慣面對鏡頭和錄音筆，但當他們知道我想要記錄家族記憶的心意後，甚至會主動說「你的鏡頭對準那座山，我來講那座山的故事」。
Q 書中冷靜而不煽情地記錄與推斷，大量使用了「我們」非「我」的視角，令人好奇您在書寫時，是否有刻意隱藏個人的心情？
A 我在書寫的時候，很少把個人的心情放進去；後來想想，這種感動其實是可以寫出來的，會讓書更溫柔一點。我每次在寫的時候都會思考家族在歷史裡面到底辦演著什麼樣的角色，當中有許多取捨的過程，想盡量在大歷史的敘述裡面，說出一些小故事和我的想法，尤其是國家和原住民族的關係爬梳。
關於「我」和「我們」，那時候的想法是自己要回到山上越來越困難，需要和固定的研究單位分工合作；而「我們」是共同去山上工作的，我想要把大家一起完成的事情寫下來。有一句話是「沒有人是局外人」，用「我們」來書寫，比較會有大家一起去山上、一起凝結臺灣歷史的感覺，對讀者來說好像也會有共同上山的感受。
有些人會覺得為什麼要讓更多人去山上、去驚擾傳統領域？因為如果常常去山上，就會感受到「路」的轉變──以前早上從山下走到阿布朗只要一天，現在都要花三天。當我們的族人沒有常常回到部落，「路」沒有人走就會慢慢崩壞、消失，慢慢地回歸大自然。我希望自己能夠透過文字，讓喜歡山林知識的人願意走去山上，知道山裡面其實不是一片空白，當他們走進山林時，能夠認知這裡曾經有那麼多家屋、家屋還有埋在屋內的先祖，進而帶著崇敬的心入山。在當下，路己經不單單是族人走出來的，而是喜歡臺灣的人一起走出來的，當大家知道山林裡面有那麼多歷史的時候，才可能一起去守護。
Q 從這本書可以看出口述訪談和實地踏查的重要性，因為不即時記錄就會消失。您未來還會持續書寫追尋家族故事的類似題材嗎？
A 我目前還是持續地寫詩，只是還沒有整理成冊。下一個書寫規畫是獲得國藝會「臺灣書寫專案」的「逆走日治時期的原住民觀光路線」，我希望能暫時脫離山林的故事，重新走一趟一八九七年《蕃人觀光日誌》書中規劃的旅行，觀察當時日本人是如何帶領原住民進入內地觀光，回頭思考他們是如何選擇景點與路線。今年十月，我和七腳川的人一起去了東京神社，觀看靖國神社旁雕有七腳川戰役的石燈籠，並反思觀光旅行當中「觀看」與「被觀看」之間的關係；除了思考當年的路線，我也想知道當代的族人會如何重新解讀這段歷史。
我在寫《從雲端走下來的家族》的時候訪談了許多老人家，有很多故事都只濃縮成歷史的串場，後來我就思考另外寫一本的可能：如果讓歷史的片段當作背景，也許讀起來就不會那麼沉重，更可以呈現出老人家故事中的精彩之處。我原本想說這本寫完後就可以脫離拉庫拉庫溪，但後來發現這段歷史對我而言像是一個無形的羈絆，一直在我的心裡深深影響著我。未來我也會想繼續整理、書寫這些記憶，讓更多人了解我們的過去。
採訪撰文｜林宇軒
一九九九年生於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社教系與國文系畢業，現就讀於國立臺灣大學臺文所、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文學所。著有詩集《心術》、訪談集《詩藝的復興：千禧世代詩人對話》等。
攝影｜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