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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尉天驄,行過突破的長路:光有文學並不夠

written by 崔舜華 2019-12-17
專訪尉天驄,行過突破的長路:光有文學並不夠

書牆,字畫,落地窗。書架前貼著甫出生的孫女的大幅掛照,向整室紙香盈盈微笑。這是尉天驄的家。環顧四方,仲春的陽光透過窗面,篩落於廳前的字與紙,茶與杯,揭亮了台灣現代文學的時空風景,也照亮了這名走過現代文學一甲子的長者的臉龐。長者則斜倚椅中,溫柔凝目向眼前求教的學生,文學,藝術,尊嚴與人性,從他話音中侃侃流瀉,彷彿時光倒轉,又回到那仍健壯美好的黃金時刻。簡潔歸之,「尉天驄」三字,就是彼文學盛世最好的闡釋。

《筆匯》的啟蒙之路

Q 一九五八年,你還是政大大二學生便創編了革新號的《筆匯》。從五○年代的革新號《筆匯》,一路行至一九六六年《文學季刊》創刊面世,回首半世紀,《筆匯》對你來說,有著什麼樣的個人史與時代意義?
 我的中學老師是紀弦,但少年需要的是浪漫。那時我喜歡徐志摩,剛開始寫散文時,我可以背完整篇〈我所知道的康橋〉,寫久了以後,卻總感覺不是自己的東西,這樣一想,就突破了內心的障礙,發現自己需要什麼、關心什麼。當時,世界上已經有許多條道路擺在眼前,但我們還缺乏一項偉大之物,如果繼續做同樣的事情,就不會有陳映真、王禎和了。我們得用自己的方式表達自我,《創世紀》是最早宣告「民族新詩」一語,後來它投奔現代主義,整個詩壇隨之轉向。徐志摩很浪漫,但浪漫是不夠的;例如畫家劉國松,我看他那些得獎的水彩畫,就告訴他『這不是你得突破自己才是真正的你』。當時之所以接辦《筆匯》,就是想走一條自己的路。

Q 《筆匯》、《文學雜誌》、《現代文學》、《文學季刊》、《劇場雜誌》那樣百花盛放的時代活力,現今還有可能再現嗎?
 我覺得是可能的。七○年代後期開始,大家富裕了,賺錢容易了,但這些能讓人的精神更強大嗎?我們寫詩時寫了許多巴黎、倫敦,但誰也沒去過,都是依靠詩人的想像力。今天旅遊那麼容易,但精神教育卻越來越少了。如果當初我不辦《筆匯》,可能也會教教書、寫寫作,找找工作,過得不錯,大可不必這樣。但《筆匯》讓我認識更多朋友,彼此可以參考,像是我第一部小說《到梵林墩去的人》,我從沒想過自己能寫這樣的小說。大家從前都是規規矩矩的學生,怎麼會去寫現代主義小說?反叛不是容易的,假如沒有經過《筆匯》的學習過程,我不會寫出自己的作品。

現代與鄉土的辯證

Q 你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小說《到梵林墩去的人》,擁有濃烈的現代主義風格,據你所言,你把它歸因於你因為《筆匯》認識了很多文友,而使你去思考現代主義及寫實主義的影響?
 老實說,我寫這部小說時受了很多劇場、電影的影響小說裡有一篇〈大山〉,寫老兵的創傷與意識流,但其實戰爭並沒發生,真正的戰爭在於生活──我們都是被殺者,雖然知道誰殺了我們,卻說不出口。在藝術創作上,因為反抗與現代主義結合,擺脫政治的約束。但寫得久了,需要找一個更健康的突破口。許多人認為《筆匯》是虛無主義的,但是從《筆匯》到《文學季刊》之間經過大量的磨難和轉折,例如,陳映真轉向左派這件事情,我在《回首我們的時代》裡給了批判;陳映真寫了〈唐倩的喜劇〉,來批判台灣的哲學和知識現象,我就寫一篇〈唐倩回台灣〉來回應。這就是從文學回到現實的轉捩點。我一直相信:人活著,是為了往高處追尋,那裡有人的尊嚴,人的自由,還有生活的意義。我所有的作品幾乎都是思想性的,光有文學並不夠,要真正從思想上去探討「人」的問題、世界的問題。像《回首我們的時代》、《荊棘中的探索》,這些書的思想性大過於文學性。光從文學去寫是不夠的,更需要探討人的存在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歷史的問題。例如,《回首我們的時代》是我對台灣這麼多年以來,甚至包括三○年代知識份子、左派運動的批判之書──人活著,要抓最真實的東西,這東西是什麼很難說清楚,但至少如果有一個政治團體,它幹了殺人放火的壞事,你怎麼能坐視不管、甚至擁護它?

Q 回顧當初甚囂塵土的鄉土文學論戰,你如何去思考或定位這場影響台灣文學史甚鉅的事件?
 社會要發展,必得團結一力而非鬥爭。現實社會裡萬物都在爭鬥,文學藝術之所以可貴,就是要超越這種限制。近代社會因為競爭激烈,而以政治為手段來干預生活的各種層面的生活,連文學都成為政治鬥爭的利器了。鄉土文學論戰的初衷,就是希望讓文學從政治紛爭中超脫出來。簡單來說,鄉土文學是藉文學問題而發生的一場政治運動。鄉土文學論戰最激烈時,正當台灣當時輿論界鬥爭最白熱化時,像余光中〈狼來了〉,指陳鄉土文學是工農兵文學。但在極權主義的現實環境下,文學變成了壓迫的利器,像血滴子似的,我們看看胡風事件就明白了。所以再怎麼樣,也絕對不願意接受這種現實。《回首我們的時代》一開始,我引了我的老師王夢鷗講過的話:「你們知道嗎?這是一個甚麼樣的時代?這是一個悲不敢泣的時代!」。我透過寫作始終在思考:「人」的意義是什麼?不管這世界上的事,多麼令人失望,令人難堪,在艱困之中,總依然有著無數向上的力量在運作著。我們看到許多古今人物,可以體會:生命中如果抓到意義的話,一舉一笑、嘻笑怒罵,都能讓人感受人生的價值。例如,楚戈的詩和繪畫,他在自己的語言裡抓到了一個東西,你可以從這些人身上看見他們的選擇。在我所描寫的小人物身上,可以看見我筆下常常出現一個觀念:「生命的無依」,就像我寫我的老祖母,她面對死亡時的從容和理解,從這些地方,我們得以肯定了人生,去體悟心靈的追求、時代的追求。論戰之流,僅是漂浮在時代汪洋上的幾縷泡沫罷了。

攝影|一J

現代主義的突破

Q 一九六、七○年代,台灣有《筆匯》、《文季》、《文學季刊》,帶動現代主義思潮的興起,相較於近現代中國的現代主義思潮興盛,這批雜誌的角色與時代意義有何不同?
 二、三○年代的上海,各種刊物、運動如雨後春筍,政府也不嚴管,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資本主義……各種思想風氣都起來了,青年們求知慾特別高漲,文學雜誌多的不得了。五四運動再造了一場新文化運動,三○年代後俄國革命成功,連部分國民黨人都抱著共產主義的理想,連孫中山都說:「三民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三○年代後,文學被政治、黨派目的給掌握,當時的詩人像艾青、何其芳、臧克家……都是如此。這種思想改造運動發展到最後,最強大離譜的就是政治策略,所以,五四運動與相關的文化運動都有濃厚的政治背景在後頭;經過國共內戰、日本抗戰,政治黨派的色彩更強烈,足以判斷一份文學作品的好壞與否,所有藝術理論都得與政治有關。抗戰時期,梁實秋編《中華日報》副刊,要求大家不光寫政治文藝,鼓勵純粹的文學與抒情,結果被嚴重撻伐,因為當時的風氣是立場正確便什麼都正確──照相、穿著、流行藝術、文學、繪畫──你如何被評價,端看你的立場是左還是右。

Q 現代主義思潮對於台灣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如今,我們該如何回顧、看待、並適當地定義現代主義?
 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到最高峰的時候,人失去了理想抱負,因自溺與逃避而產生了墮落頹廢的美學。近代文明受科學影響最深,從前,繪畫以畫得是否寫實為最高標準,科技崛起之後,照相技術比繪畫更能重現「真實」,是乎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在十八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達致全盛。例如,法國作家左拉描寫桌子,把長寬高都寫了出來,這就稱作自然主義。自然主義的發展有好處,也有壞處:僅看表面、不探究內在。從前讀文學作品,我們會說這人笑了,代表他快樂;哭了,代表他痛苦,但現實生活是什麼呢?我笑了,不見得我快樂;我哭了,不見得我痛苦。

當現實生活越來越複雜,自然主義卻造就了藝術遠離了真實,而政治的需求開始涉入了文學藝術,催生了現實主義。但一、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人們在思想、在感情上對於現實世界大幅地改觀:有人滿口仁義道德,反而作惡多端;有的人嘴巴髒得很,內心卻良善柔軟,現實主義已經不能滿足時代和社會。抗戰勝利後,中國文學界面對的,不僅是現實主義限制創作者無法追求、表露內心的真實,而政治的需求、壓迫,更迫使作家只能按照政治教條來寫作。當時的文學作品,一方面是現實主義、政治主義,是左派的產物,當中也有寫得真實動人的,但讀穿了畢竟都是虛偽。語言與文字符號本身經過歷史的累形成一份集體的壓力且有時甚至變形成虛偽當人們意識到這種壓力需要被突破就產生了現代主義。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開始興盛達達主義,提倡反抗、反世俗,可以說是一種「否定的運動」,在思想、藝術與文學上,否定戰爭、否定傳統、否定承襲的一切。當現實產生劇烈的變動,否定就是突破的勇氣來源,帶來新的視點、新的世界。無所謂名詞,無所謂意義,表面看來是消極的,但是背後是由否定創造出的積極。達達主義帶動許多詩人、文學家、藝術家否定舊表現方式、意圖創立新語言。一時之間,文化的新的表現方法萬端爭鳴,有立體派、超現實主義、機械主義……各種亂七八糟的主義都來了。籠統地說,一戰前後,舊的文化受到現實與科技發達的影響,於突破舊的形式、舊的觀念,人類的歷史走到現代爆發了一項巨大的突破,這就是現代主義。

一九四九年我來到台灣時,這種自由的風氣還存在。當時剛到台灣最有名的詩人李莎揭起大旗、反對服務政治的現實主義;而楊喚在抗戰勝利後就已經在中國寫詩;瘂弦早期的詩基本也承繼了三○年代的思想。隨著現實環境變了,讀者對這種東西沒興趣了,作家們自己也想轉變、突破原來的風格。現代詩一開始興起是很新鮮的,例如,余光中早期的詩風是走西方的浪漫派路子,像〈蓮的聯想〉就是傑作,但老玩同一套,完了,沒有真實的東西,導致當時一大批詩人都不寫了,像是紀弦、覃子豪、鐘鼎文的《新詩周刊》,早期都是這種風格,尤其是鐘鼎文,他當時剛抵達左營,想到中日戰爭、日俄戰爭和當年的海戰,一時感慨,寫了一首〈高雄港的黃昏〉,寫得很好,但他以後寫風景、寫中國,卻寫不出突破之處來。寫小說的也是一樣,比如,那時寫農村小說的王錫彥、莊鴻梁,後來到朱西甯、司馬中原。朱西甯當時最重要的一部小說《鐵漿》,他的《狼》則模仿美國小說家福克納──我要說的是:現實環境的改變,使文學、思想都必須產生轉變,不管願意不願意,統統得如此。

「人的覺醒」之必要

Q 你親身走過台灣文學一甲子歲月,您一直在參與、觀看、實踐,而彼時代被激情討論的現實主義、現代主義、鄉土文學,在當代,是不是已然被放入括弧(bracketing)呢?
 我們的年代成長背景很不一樣。近現代的中國是苦難的,農村社會的知識傳播不像現在發達。知識分子讀過幾本書,看到國家被壓迫成這樣,每個人心中都有個打算──咱們讀書的人該怎麼做,國家才有希望?所以,大家閱讀得很多很廣,但一貫地關注人文思想。五四以後,上海、南京、天京、北京──尤其是上海,年輕人接受新式教育,辦雜誌、討論問題、關心現實,產生豐富的思想。我七歲讀小學時,同班同學裡,有人結婚生子,有的二十幾歲才在來讀初中。這種學生因為已經是個成人,有自己的思想和需求,導致當時的教育跟現實較接近。當時,我從上海讀了許多書,吸收各式各樣的外國思想: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和各種科學、民主,什麼都有,說混亂當然是混亂,但是青年可以自由的接觸更多思想。

現在,我們的教育、雜誌、書店當然要賺錢,但那時代理想不是錢,辦書店、辦教育事業,是秉持著人文開明的企圖。近代西方的啟蒙運動對中國影響很身,所以當時上海許多的書店,都以啟蒙運動(Enlightenment)演繹而來,例如開明書局、光明書局等等,透過不同的出版物表現自我的理想,揹負著啟蒙青年思想的責任,這是我們一代人生長的養分。現在資本主義、科學進步是整個社會在變,這個變的代價是二次世界大戰,世界的生態破壞,未來如何不知道,這幾個大問題擺在眼前,但我們作品有沒有討論人的問題?我們今天有沒有保留甚麼是真正人的問題?我們活著的意義是甚麼?我們社會的結構是甚麼?通通沒有談,通通被消費社會淹沒了。我認為我們應該突破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科技主義的限制,否則人人都成了無知化。人講的就是賺錢吃喝玩樂,然後出生到死很簡單,生活不是如此,現在大家不去思考,不去做些甚麼,所以使得我們現在作品都沒有內容,就耍嘴皮。

目前我們的社會處於一個困境,我覺得,必須要有一批作家覺醒,起來探討、反省、思考,再尋找出路。至於能不能找到,就得看知識分子何時覺醒。人活在世界上,如果每個人都是億萬富翁,大家就都快樂了嗎?生活就有意義了嗎?美食、娛樂、醫學與科技的發達,這都是好東西,但這真正能滿足我們生存的需求嗎?這才是如今擺在我們眼前該嚴肅思考的問題。

 

 

★ 全文刊載於聯合文學雜誌 381 期《學長的文學》

文|崔舜華
一九八五年生。著有詩集《波麗露》、《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廢墟》、《婀薄神》(寶瓶文化)。

攝影|一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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