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源於十九世紀末期的法國，問世以後因其擁有全新的再現功能，旋即成為代表「現代」藝術的寵兒，並且快速傳播至全世界。於此，小說和電影兩種藝術形式乃結下不可切割的淵源。因兩者都具有「敘事」和「再現」屬性，於是在各自發展自我的美學領域中，時而相互刺激，時而交織一起，無可避免地互相影響著對方。其中「小說改編成電影」就是最為顯著的例子，也可說是當今多媒體（Multimedia）時代「一材多用」（One Source Multi Use）現象的鼻祖。如此，電影在受到大眾喜愛進入現代藝術殿堂的過程中，小說經常扮演起提供故事題材和敘述框架的角色，文學史中數不盡的古典名著由此搬進螢幕，成為電影情節取材的寶庫。
韓國小說被改編成電影的歷史算是相當久遠。一般認為韓國電影的演變歷史可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胎動期（1919~1945）、成長期（1945~1969）、消沉期（1970~1989）和復興期（1990~迄今），這期間無論是哪一階段或多或少都從小說作品中汲取了養分。根據文獻紀錄，韓國人第一次接觸電影是在一九○一年，第一次上映由韓國人製作的電影是一九一九年，進入一九二○年代就出現了改編自《春香傳》、《沈清傳》、《薔花紅蓮傳》、《雲英傳》等古典小說的電影。這些故事都是家喻戶曉代代相傳的古典名著，可見初期小說開始被拿來作為電影創作題材時，就已顯示電影產業商業利益的特性。而這種現象在整個殖民地時期（1910~1945）的電影發展中也同樣可以看到，該時期被搬到大螢幕的小說，如沈熏《黎明時刻》（1927，沈熏）、李泰俊《五夢女》（1937，羅雲奎）、鄭飛石《城隍堂》（1938，方漢駿）等都是在報刊連載且已深獲大眾肯定或追捧的作品。
胎動期（1919~1945）＆ 成長期（1945~1969）
一九四五年韓國光復，接著爆發內戰（1950~1953），韓國社會度過極為混亂的時期後直至一九六○年代才逐漸恢復秩序，在此過程中電影扮演了撫慰人心乃至娛樂大眾的重要角色。該時期電影製片不僅數量暴增，改編自古典小說的《春香傳》（1955，李圭煥）等幾部作品，更是受到大眾前所未有的喜愛。經歷一九六○年四月十九日全民革命和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軍事政變後上台的朴正熙政府，強力推動了建立在反共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基礎上的產業化政策，電影產業在此政策下迅速成長，但由於成長過速卻也出現電影題材嚴重不足的現象，因此許多導演自然將眼光投射到藝術性已普受大眾肯定的小說上，尋求拍片材料。一九六○代韓國電影能在大眾性和藝術性兩方面都受到肯定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標榜「文藝片」如俞賢穆導演的《誤發彈》（1961，李範宣原作）、《金藥局的女兒們》（1963，朴景利原作），金洙容導演的《霧》（1967，原作為金承鈺小說〈霧津紀行〉），申相玉導演的《豪客與我的母親》（1961，朱耀燮原作），高榮男導演的《驟雨》（1978，黃順元原作）等作都受到相當程度的好評。另外，該時期李光洙《泥土》（1960，權寧純；1967，張一湖）、《再生》（1960，洪性麒）和沈熏《常綠樹》（1961，申相玉）等多數殖民地時期的啟蒙小說，以及黃順元《該隱的後裔》（1968，俞賢穆）、鮮于煇《火花》（1975，俞賢穆）和《隱祕的英雄》（1979，林權澤）、毛允淑《聯恩的哀歌》（1969，金綺泳）、李御寧《將軍的鬍子》（1968，李星究）等反映韓戰和反共內容的當代小說也陸續被拿來拍成電影，顯露出高壓統治下的文化走向。
圖片來源：IMDb（https://www.imdb.com/title/tt0418338/） 消沉期（1970~1989）復興期（1990~至今）
一九七○至八○年代韓國電影進入了消沉期，這主要是因電視快速普及和外國電影大量輸入導致電影產業受到衝擊、創作熱潮也跟著低落的關係，此時迎合大眾口味的港台「武俠片」和露骨的「情色片」大大流行起來。大部分由年輕導演拍攝取材自大眾通俗小說的「酒女片」，例如李長鎬導演的《星星的故鄉》（1974，崔仁浩原作）、金鎬善導演的《冬女》（1976，趙海一原作）和《英子的全盛時代》（1975，趙鮮作原作），這些電影的原作小說討論的是一九六○至七○年代韓國社會急遽產業化和都市化過程中，鄉村女孩為了挑起家庭重擔被迫離鄉背井，前往都市尋求發展卻淪落為酒家女變成消費和享樂對象的社會問題，但電影多半卻把拍攝焦點放在性產業工作者的暴露鏡頭，以討好觀眾低俗的口味需求。一九八○年光州抗爭後掌權的全斗煥政府，為轉移人民注意力，消弭社會大眾的批判聲浪，積極推行 Sex、Screen、Sports 所謂的「3S 政策」。伴隨著這種大眾文化氛圍，「性愛片」和「情色片」乃充斥市場，甚至連拿殖民地時期享譽文壇的鄭飛石、金東仁、金裕貞、羅稻香等著名作家小說改拍成的電影，也都會被冠上性愛符碼。這一時期電影中的通俗視線、被扭曲的男性視角性幻想、誇張的新派特性，正反映了軍事政權時期的核心文化現象─「性」。
一九八七年六月抗爭，韓國政治走向民主化後，韓國電影界以全新的姿態重新出發，由朴光洙、張善宇、鄭智泳、李明世等導演主導的所謂「韓國新浪潮」（Korean New Wave）吹起。他們利用民主化後放寬的題材和主題選擇空間，重新思考電影和社會的關係，提出展望韓國社會未來的電影理論，並把拍片焦點置於作為藝術的電影美學。在題材和內容方面，他們大膽拍攝涉及韓戰時期左右翼對立、韓國參與越戰的意義，以及批判軍事獨裁政權等早前無法觸碰的歷史禁忌議題。不僅如此，面對後冷戰時代到臨、資本主義全球化日趨擴散、消費慾望逐漸高漲的社會現象，知識分子卻陷入彷徨無助的內心苦悶，也成為該時期電影製作的主流內容。而且主導及繼承新浪潮的導演，幾乎都是從小說作品中找出這類題材，包括：（一）討論產業化引起的社會矛盾，如李元世《侏儒射上的小球》（1981，趙世熙原作）、裴昶浩《獵鯨》（1984，崔仁浩原作）、郭志均《冬天旅人》（1986，崔仁浩原作）；（二）涉及戰爭傷痕及反共意識形態，如鄭智泳《南部軍》（1990，李泰原作）、林權澤《太白山脈》（1994，趙廷來原作）、朴光洙《想去那座島嶼》（1993，林哲佑原作）、嚴鍾善《厚顏無恥的人》（1994，吳有權原作《異地山莊》）；（三）詮釋光州民主化抗爭，如張善宇《花瓣》（1992，崔允原作《花子不在》）；（四）探討越戰傷痕，如鄭智泳《白色戰爭》（1992，安正孝原作）；（五）檢視日常和消費慾望，以及父權制度和政治權力下的性別問題，如朴光洙《李在守之亂》（1999，玄基榮原作）、張善宇《短暫的愛情》（1990，朴榮漢原作）、《去賽馬場的路》（1992，何逸支原作）、《把我獻給你》（1994，蔣正一原作）、朴鐘元《我們被扭曲的英雄》（1992，李文烈原作）、張吉秀《不能實現的渴望》（1994，梁貴子原作）、金鎮海《49天的男人》（1994，張太一原作）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黃春明小說〈兩個油漆匠〉也被朴光洙導演拿來改拍成《七洙和萬洙》（1988），內容大幅增添了一九八○年代韓國社會的色彩。
進入二○○○年代，韓國電影界開啟了「一千萬觀眾」的時代，這主要是因一九九○年代後期開始的所謂「企畫電影」策略奏效的緣故。當時韓國面對好萊塢電影採取的是直接配給制度，因此一九九三年國產電影只有15.9%的市佔率，電影產業在如此一蹶不振的情況下，年輕世代電影人乃以影片版權為誘因，成功吸引了大企業的投資，由此電影產業的版圖乃在根本上起了變化。繼「韓國式大片」（Korean Blockbuster）《魚》（1999，姜帝圭）吸引六百二十萬人觀賞後，《實尾島風雲》（2003，康祐碩）和《太極旗─生死兄弟》（2004，姜帝圭）也先後開創出一千萬觀眾的歷史票房紀錄。小說改編電影風潮搭上此一趨勢，持續牽引著韓國電影復興期的盛世，其中首推由朴尚淵小說《DMZ》改編的《共同警戒區JSA》（2000，朴贊郁），可見二十一世紀韓國電影產業的發展上面，文學作品仍然發揮其不可輕忽的影響力，下面可從幾個層面進行觀察。
《殺人者的記憶法》，2017｜128mins｜元信延 
《正義辯護人》，2013｜127mins｜楊宇碩 
《格鬥驕陽》，2011｜110mins｜李翰 （一）由網路小說改編
如《我的野蠻女友》（2001，郭在容，金昊植原作）、《我的野蠻女教師》（2003，金卿亨，崔秀婉原作）、《綁架愛情一百天》（2004，申宰豪，李陽光原作）、《酷男寡女》（2004，李煥慶，可愛淘原作）、《愛上蛋白質女孩》（2004，金泰均，可愛淘原作）等，這類電影於二○○○年代初期產量較多，主要的消費階層為年輕族群。
（二）由社會性濃厚的小說改編
如孔枝泳小說改編的《我們的幸福時光》（2006，宋海星）和《熔爐》（2011，黃東赫），不僅票房屢創佳績，在韓國社會也引發了針對廢除死刑制和殘障兒童人權問題的討論熱潮；金麗玲小說改編的《格鬥驕陽》（2011，李翰）和《優雅的謊言》（2014，李翰）探討多元文化家庭和學校暴力問題；孫雅蘭小說改編的《少數意見》（2015，金成齊）涉及都更和被迫搬遷的問題；朴賢旭原作《我的花心老婆》（2008，鄭允秀）、李萬教原作《周末同床》（2002，柳河）、全鏡潾原作《密愛》（2002，卞英朱）、金英夏原作《紅字》（2004，邊赫）等作品則點出了獨佔式愛情和結婚制度的問題；丁柚井原作《射向我心臟》（2015，文濟勇）關懷靑少年問題；千明官原作《啃老一族》（2013，宋海星）、金愛蘭原作《噗通噗通我的人生》（2014，李在容）、鴻芙蓉原作《借給你爸爸》（2014，金德守）、金英夏原作《哥哥回來了》（2014，盧鎮秀）、全恩江原作《缺乏愛如何影響兩個男人》（2006，金成勳）等，都是透過家族議題來反映已發生變化的韓國社會現象。
（三）由歷史小說改編的電影
主要是以值得引起大眾興致的人物和事件為主，有金卓煥原作《烈女門的祕密》（2011，金錫允《朝鮮名偵探：烏頭花祕辛》）和《俄羅斯咖啡》（2012，張允炫《咖啡：傾城之愛》）、朴泰相原作《陳彩仙：愛之香》（2015，李忠弼《絕代戀歌》）、金卓煥和李元泰共著《朝鮮黑色片：犯罪的起源》（2015，金大承〈朝鮮魔術師〉）、北韓小說家洪錫中原作《黃真伊》（2007，張允炫）、朴範信原作《古山子》（2016，康祐碩，《古山子，大東輿地圖》）、權妃英原作《德惠翁主》（2016，許秦豪）、金薰原作《南漢山城》（2017，黃東赫）。
（四）女性議題小說改編的電影
如金旼序原作《我的黑色小禮服》（2011，許仁茂）、趙南柱原作《82年生的金智英》（2019，金度英）等。
（五）透過多樣性題材和技法探討當代現實或提出老去和死亡等哲學性思考原作所改編的電影
如成碩濟原作《寫小說的人》（2004，朴政宇《與風共舞》）、丁柚井原作《七年之夜》（2018，秋昌民）、蘇在沅原作《我是10％》（2008，尹鍾彬〈野獸男孩〉）、李慧麟原作《正在發出熱情般的聲音》（2015，鄭基勳），以及金河仁原作《菊花香》（2003，李貞旭）、韓江原作《素食者》（2010，林佑星）、朴範信原作《銀矯》（2012，鄭址宇）、金薰原作《火葬》（2014，林權澤）等。
（六）李清俊、黃晳暎、金英夏等韓國文壇重量級作家小說所改編的電影
李清俊小說從一九七○年代開始即經常被拿來作為電影製作題材，《離於島》（1977，金綺泳）、《西便制》（1993，林權澤）、《千年鶴》（2007，林權澤，原作小說篇名為《仙鶴洞旅人》）三片都是以美麗畫面描繪韓國人的情緒，而思考痛苦和救贖問題的《蟲的故事》在改編為〈密陽〉（2007，李滄東）上映後，也頗受影壇和大眾的熱烈迴響；擅長於緊密結構和敘事安排的黃晳暎小說也經常受到電影界的青睞，他的《悠悠家園》（2006，林常樹）可說是一九八○年代學生運動的後日譚，《武器的陰影》（2007，畢甘聖）重新探討越戰，即將改編成電影的《沈清：蓮花之路》則引用古典小說《沈清傳》母題，刻畫了東亞近代化的風景；一九九○年代以來即不斷寫出暢銷小說的金英夏也備受影壇注目，除了《紅字》、《哥哥回來了》以外，他的《殺人者的記憶法》也於二○一七年由元信延導演搬上大螢幕。
此外，朴玟奎《悼念公主的帕凡舞曲》、蘇在沅《那一天》、朴星慶《容易的女人》、鄭多美《空中小姐》、金閔英《Palantir》、李載翊《深夜公車怪談》等多數小說，據報導也已簽訂版權契約，目前正在籌畫拍攝當中。電影和小說的關係如此密切，以致韓國社會還出現了「screenseller」（screen+bestseller）的新詞彙，亦即指電影先受到歡迎之後原作小說也跟著暢銷的作品：《辯護人》、《82年生的金智英》、《殺人者的記憶法》、《格鬥驕陽》、《德惠翁主》、《優雅的謊言》等作都屬此類。如此說來，多媒體間的良性循環早已造就了電影和出版界雙贏（win-win）的局面，可見小說改編成電影的風潮仍會持續，由此我們也可以了解到大眾的集團性文學讀法。
《優雅的謊言》，2014｜117mins｜李漢 
《82年生的金智英》，2019｜118mins｜金度英 文｜崔末順
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為臺灣和韓國的近現代文學。著有《海島與半島：日據臺韓文學比較》（2013）、《殖民與冷戰下的臺灣文學》（2019）及博士論文《現代性與臺灣文學的發展（1920-1949）》，在韓編著出版有《運動．制度．殖民性─臺灣的近代文學1-3》三冊研究叢書及朱西甯小說《狼》的譯作。最新出版作品，主編《吹過星星的風：韓國小說大家經典代表作（戰前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