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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黑眼睛照亮世界|专访鸿鸿

written by 李 筱涵 2018-04-26
用黑眼睛照亮世界|专访鸿鸿

谈起「诗作为文化干扰」,他说:「我把诗视为一种游击战。」我们如今已很熟悉街头涂鸦、恶搞,通过旁敲侧击、嬉 笑 怒 骂 、小剧场和行为艺术的方式,跟社会现象或议题对话。 诗恰恰可以是一种武器。

依约来到夜晚亮起灯的金门街小酒馆「小地方seams」,仅容旋身几坪的空间里,人们依偎吧台。壁画在钨丝灯光里融成朦胧剧场氛围,这是剧场诗人鸿鸿日常与朋友的小聚所。

解严后的文化游击

谈起「诗作为文化干扰」,他说,「我把诗视为一种游击战。」我们如今已很熟悉街头涂鸦、恶搞,通过旁敲侧击、嬉笑怒骂、小剧场和行为艺术的方式,跟社会现象或议题对话。诗恰恰可以是一种武器。他回溯读诗论的经验,当时几乎没人提过这种概念。有人说,诗跟社会要保持客观距离,但他体悟解严后的自由非常珍贵,如果不去行使,等于不曾拥有。「如果现在还用解严前的美学和姿态去写作,等于完全浪费了这样的自由。我既然经历过那个时代,大可应用在创作,给诗一种新能量,真正属于这个时代。」他认为时代环境与做剧场、抗争的人们给他许多灵感,诗应该是一种运动的方式。

暴民之歌》以「失能的立法院」、「摆荡中的智利」、「部长的记者会」三个场景表现诗的三种向度,关于台湾经验、旅游经验和对文学定位的反思。从《土制炸弹》以来,鸿鸿一直想以国外的抗争和社会进程对照台湾经验,这必须旅行到当地,感受人们生活节奏,从临场的身体感去理解。「光面对台湾经验的时候,其实会很徬徨无助,你不知道台湾要摆荡到哪里去,好像漫无目标。」可是这种沮丧会从观察正在争取独立或已经独立的国家中,探知台湾在哪个进程而转为安心。他观察到爱沙尼亚苏联解体后独立,作为俄国附庸,它如何探寻自己的文化主体与定位,「这非常可以给台湾参考,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命运,我们不是唯一!」对照组令人有生存的信心,而座标给了他方向感。此外,他认为文学容易塑造崇高形象或批判社会的绝对正义,但这当中应该要存有自我反省,尤其要面对真实,抵抗虚伪华丽。「当你面对真实,就不可能自大。」人不可能永远耽溺在过去自己文学所产生的影响中,必须看清当前时代社会脉动,持续对话、追寻文学真正的使命。

从《在旅行中回忆上一次旅行》到《暴民之歌》「在旅行中开始下一次旅行」呈现了鸿鸿创作观转折的轨迹。他在 30 岁时,认为诗是个人回忆情感的寄托,在往前走的时候,脑中仍在想着过去。「可是现在的我不这样看诗了,我们即使在旅行中,却已经要展开下一次旅行,或者随时可能岔出,离开原本的轨道。」从回望过去转向专注现在,他的诗变得更有可能性。

如果世界已然改变,鸿鸿希望诗集都能不用再版。「它应该写完就过时了,问题应该要被解决。假如还有读起来很有感觉的诗,那表示社会还在原地踏步。」他拿起新旧《暴民之歌》,除了编误修订外,两版封面设计确实有其寓意。设计师李铭宸让书封容易磨损,像剧场般随着时间保留使用痕迹;也像这本诗集的即时性,事过境迁后留下时代意义。旧版的「黑中之黑」,象征一个黑暗时代;而新版的白底却是「黑底印白」,掩盖在白色里的阴影会通过磨损逐渐裸露,黑会越来越明显,他笑说:「可能是指白色力量不可信任吧。」即便很多问题悬而未决,他还是十分乐观持续著革命,仍要在生活与它耳鬓厮磨的抗争。

暴民之歌

左,新版《暴民之歌》;右,旧版《暴民之歌》

功成身退,卸下武装

对他来说,一手创办的《卫生纸+》就是定位清楚的刊物。但他发现创刊后期有同质化的危机,虽然它针对某些议题,火力更集中而言之有物,但大家渐能预期它的样貌。「当它有所预期的时候,其实诗刊可以不用再出。这些事,就算没有《卫生纸+》也应该去做。」他认为大家与其仰望灯塔,不如用自己的黑眼睛去照亮自己的路。它这八年已功成身退,接下来是诗人们的事了。至于最近黑眼睛出版的《K书》,主要是中国年轻诗人列维的构想。《卫生纸+》基本上是认稿不认人,而这本书比较像是将名家集中,展现文坛的中坚能量。它的「硬核」概念有趣在摆明就是要硬的、长篇,最不讨好任何人的东西。他说,「也许在这个轻薄短小的时代,它还是有某种力量吧?」而黑眼睛在此比较像一个支援平台,让有特色的刊物出版,鼓励年轻人发挥它的可能性。

「小孩是个意外的礼物,而且来得恰是时候。」谈起小孩,鸿鸿笑弯了眼。如果早个十年,他还有很多街头要跑、很多创作要做,也许不会是个好爸爸。但他现在逐渐不在意能做出什么,反而乐于将资源共享。更多生活重心移回家庭,过往剧场的黄金工作周都变成小孩日,看戏频率也大幅缩减。「但跟小孩相处非常快乐,虽然有时很头痛,可是他只要有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给我回馈,我就超级满足。」孩子让他更放松生活,不再汲汲营营于创作,而是看生活带来什么。「旅行是与小孩完全相处,带着他从早到晚去经历这个世界。」他开始学萨克斯风,每天和小孩开心玩乐器,展开新生活。「学萨克斯风变成我接下来十年最重要的事」,他拿出最近读的《爵士乐十三大师》,俏皮地说,「不晓得十年后能不能组一个团来演奏」,从事演奏,他其实只为开心。

跟小孩相处非常快乐,虽然有时很头痛,可是他只要有一个眼神、一个手势给我回馈,我就超级满足。图/YJ

诗与戏剧,纪录社会的媒介

剧场对鸿鸿而言,是当下对社会或各种状态的总结。《战场上的野餐》,虽然是写于 1960 年代的剧本,但呈现在舞台上,仍可以如此反映当前。他们把实验剧场变成一个野餐场,让观众跟演员在野餐垫上一起开演,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他最感兴趣的集结。戏剧从筹备到完成至少要半年,如果一看就知道怎样的题材,他很快就失去兴趣,所以一定是很有趣,但他根本不知道会怎么做,完全用一种好奇、期待的心情去摸索,然后才慢慢形成戏来。

在七月,鸿鸿有个「与异乡人午餐」的计画,到柏林驻村一个月。同样以参照座标的概念,呈现在国际都会里的异乡人肖像。每天找一个人,为他拍照、写诗;然后再搬回台湾实践,同样找一些异乡人来午餐,两方结合成一个计画性写作的作品。「有点像纪录片,内建隐形的 camera 去拍摄一些人的故事,只是用诗与照片呈现。」无论诗或戏剧,对他而言都只是纪录的媒介。剧场是一群人聚集的临时组合,回应他当时的社会与生命状态,演完就消失。而诗,则用来不断与社会对话,「我并没有想追求什么艺术高度。重要的是,它反映我很多想法,是我探索世界、跟这个社会沟通的工具。」这是一个剧场诗人面对他的诗与戏剧最朴质坦诚的态度。

大家与其仰望灯塔,不如用自己的黑眼睛去照亮自己的路。图/YJ

 

 


李筱涵
台大中文所博士生。文学研究兼自由文字工作者,诗、散文与采访散见报纸副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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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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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mments

hinhin 2018-04-30 - 19:12:54

你好,我是本篇专访的读者,有个与专访内容无关的小烦恼想提出:网站本身的背景图片相当干扰阅读。不知道在此留下讯息,能传达至哪里。谢谢。

Reply
郑 凯文 2018-05-01 - 11:23:13

谢谢你的批评指教,我们会尽快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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