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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记赖香吟、朱宥勋对谈:日治时期的书店与谁共时?

written by 朱宥勋 2019-08-17
侧记赖香吟、朱宥勋对谈:日治时期的书店与谁共时?

七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赖香吟和我在台中中友百货的诚品书店对谈。在「百货公司+书店」进行这场对谈,是一种有趣的时空叠合。这两种场景,都是日治时期首次出现在台湾的,是当时崭新的都市生活与文化生活。当时的作家大概不太可能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一群人、聚在同样的空间里,却把他们生活中的新潮事物当成遥远的历史来谈吧。

而坐在中友诚品里面的我们,如果真的穿梭时空回到了他们的面前,恐怕也要有点赧然地说:其实啊,在很多地方,你们比我们更有未来感呢。

比如说,文学。这场对谈的主题是「文字内外层叠扰动:从日殖时期文学看创作与翻译」,是台中美术馆「共时的星丛」展览的延伸活动。赖香吟和我从两个不同的尺度切入,谈论日治时期的「翻译」与「文学」。赖香吟自称谈的是「前史」,是日本与欧洲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而我则补上这些交流,如何意外成为台湾人面对殖民处境的养分。

赖香吟从十七世纪清朝的「禁海令」谈起,因为中国关上了贸易之门,于是欧洲商人转向与日本做生意,从而催生了日本的欧洲热与欧洲的日本热。到了一八六七年的巴黎世界博览会,日本携带了浮世绘、和服、漆器等商品参展,大获好评。隔年,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启动「脱亚入欧」的历程。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将一八九五年取得台湾为殖民地这件事,视为自身与欧洲列强比肩的证明。明治时期的文学,如尾崎红叶、幸田露伴、坪内逍遥、森鸥外、二叶亭四迷、夏目漱石等作家,便成为吸收欧洲养分而转化日本文学的代表。赖香吟特别集中谈论了曾经来台担任军医的森鸥外,他翻译了王尔德、歌德、安徒生、歌德、拜伦、海涅等人,是促进欧日交流的重要枢纽。

我则接着明治维新以后的线索,来谈非常喜欢海涅的台湾作家龙瑛宗。对于日治时期的作家来说,「翻译」跟「文学」有两种状况:一是在新文学运动后,引入了中国的白话文为书写基底,但作家却是以台湾本地的母语思考,因而在写作时必须在脑内进行第一重翻译,这使得台湾早期的文学作品带有混合的性质。二是在受过日本带来的现代教育,他们也意识到了日本对「脱亚入欧」的渴望,因而采取了「透过日文译本阅读欧洲作品,并以欧洲的思想资源来对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策略——「日本人崇拜欧洲而欺负我们,我们就拿欧洲的东西来压你。」在这个脉络下,台湾作家也积极吸收欧洲的文学养分,甚至以此酝酿「反攻中央文坛」的资本,龙瑛宗便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家。在对谈中,我们选读了龙瑛宗〈赵夫人的戏画〉这篇小说,让大家感受一九三九年的台湾文学是何等的前卫,竟已能圆熟操作一九八○年代才大行其道的「后设小说」。对谈的最后,我们也谈到了一九四三年之后,殖民政府透过「粪写实主义」论战并吞了台湾文学所有的抵抗阵地,从而终止了这套「以欧制日」的文化抵抗策略,也仿佛为接下来台湾文学的黑暗期做了预告。

两个小时的对谈,自然不足以承载整个二十世纪的重量,我们的漫谈终究只能是蜻蜓点水的。然而,当我们坐在二○一九年的诚品书店,举目四望都是翻译书,本土自制书仍处于相对弱势时,对这样的历史更加不能无感吧。更吊诡的是,翻译书的数量虽然巨大,但我们的视野,与八十年前龙瑛宗及其同时代作家所逛的书店相比,视野反而更窄、更陈旧了。

他们的书店与欧洲最新的思潮共时,而此刻的我们呢?拿掉美国和日本的滤镜,恐怕就所剩无几了吧。这也是他们所没有想像过的未来吧。


「共时的星丛:『风车诗社』与跨界域艺术时代」
时间:2019/6/29~9/15
策展团队:黄亚历、孙松荣、岩谷国士
地点:国立台湾美术馆101.102.201展览室


图片提供|国立台湾美术馆
纪录撰文|朱宥勋

一九八八年生,毕业于清大台文所。已出版个人小说集《误递》、《垩观》,评论散文集《学校不敢教的小说》、《只要出问题,小说都能搞定》,长篇小说《暗影》,与黄崇凯共同主编《台湾七年级小说金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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