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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月作家】诗的自由,是我的不自由—席慕蓉

written by 崔舜华 2021-01-11
【当月作家】诗的自由,是我的不自由—席慕蓉

诗为何物?──面对此大哉问,席慕蓉从未在口头上给出标准答案,而是以生活的真实感与生命的生机,从文字中提示、暗喻着我们──诗之于她、甚或之于全人类的真义。在最新面世的诗集《英雄时代》与散文集《胡马依北风》中,众人印象中那善于意象经营和温婉抒情的席慕蓉,进行了一场低调而炫目的回身。这两部同时现身的作品,令人惊异地读见:诗歌有着显目的叙事体格,而散文却有着流灵的抒情体质,两者之间的对话,皆出自席慕蓉对于蒙古原乡的一草一壤,多年来凝神顾望的目光。

被描写的现实之地

Q 读诗集《英雄时代》,彷若可触摸到语言的混血状态──书中的中文诗句包含了大量的蒙古文中译──在语言的使用上,妳是否斟酌过使用翻译语汇、对诗意的影响?

A 我觉得关键在于教育。世上只要与外界接触过的语言都是混血,包括我从小受的汉文教育,已将翻译元素纳入汉文脉络,如:余光中的诗〈重上大度山〉:「拨开你/长睫上重重的夜/就发现神话很守时/星空,非常希腊」(节录)。然而,像中文这样的语言早就是混血的,甚至每一种语言都可能有一些些是混血。

蒙文极少进入我们的语文教育,蒙文又那么复杂,要阅读、要习惯确实有难度,例如〈钟察海公主〉一诗中提到的我的老师贺希格陶克陶,中文名里已简化为贺希格,因为户口名簿上栏位数不够,但这样的名字,岂非充满诗意?我希望在未来,像木华黎之译名,也能与托尔斯泰、黑格尔这样的大文豪、大思辨家的译名同样有着浓厚的诗性。

Q 《英雄时代》由七首长篇叙事诗构而成书(若算入附录中的〈大雾〉则是八首),在妳写作长篇叙事诗的经验里,此种体裁能够容许并融合更多样的语言实验?

A 我不是故意采取特定的写作策略,事实是,我没办法采信现成的资料。譬如:贺希格告诉我噶尔丹的事蹟全非如史书所言的:死后被烧成骨灰、由康熙帝亲手飘洒风中。

我虽主要以诗来写蒙古历史,也注入笔记、散文、日记的形式,因为我发现:针对蒙古这块土地人物的史实(尤其是汉文化中几乎无人知晓的蒙古史实),我必须得用叙述的方式去呈现,因对我而言,那样的真实太宝贵了,我担心自己写得不好,损伤了事件的本质;因此,我选择老老实实地用「说话」的方式,或者说,采用我所知的最稳妥的路径,但这样的诗歌体式上的自由,来自于我的不自由。与其勉强为诗,不如源源本本地、该写甚么写甚么,用最朴素踏实的方法,将其对于我所感知到的真实的重量全盘托出,也较能教我安心。

Q 《英》之自序中,妳自述道阅读《蒙古祕史》与《元史》等史料,对于这部诗集的影响甚深。诗集中有许多的图像呈现(尤其是摄影),想请问妳是否有自觉地使用不同文本、诠释蒙古历史的当代意义?

A 我本身学的是绘画,但画作的观众总是比诗少,我早期也没有印行画册,然而,在我的画中,许多事情是早于诗而发生的,但我不能强叫他人来听我解释,所以我一直保持沉默。

我根本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有《英雄时代》这样一本书──当我画不出来的我便写,能画的我便画,绘画还是能带给我更顺畅的表达。摄影也是──我抵达历史的现场,留下真实的纪录,譬如〈锁儿罕.失剌〉一诗中,这样描写铁木真逃脱了被刺杀的过程:「锁儿罕.失剌/只因你 你根本不想要找到他/于是 在深暗的林子里/你就恰好与铁木真的目光相遇//何等勇猛又聪慧的少年/整个身子浸在水里紧贴在河边/一任木枷顺水冲流/河岸上杂草丛生杂树阴翳 若不是/树梢风动洒下几片碎裂的银白月光/你不可能看见他的脸露出在水面之上」(节录)。当我去蒙古,走到斡难河某段枝桠掩映的河水边,却有股强烈的直觉──这难不成就是当年铁木真匿身的河水吗?一切好像都是命运的安排,我怎么可能预知在年近半百前以前从未踏上蒙古原乡的女子,竟有一日能去到可汗的故乡、写下少年铁木真的故事?是这样子的我写〈锁儿罕.失刺〉是二○一一年,这首诗搭配的照片是二○○六年时我拍下的斡难河。我想巧合不足以解释这一切,而更接近我渴望接近自我原乡的愿望累积。

所有的昨日都未曾离开

Q 读散文集《胡马依北风》,感受到全书的关键字似乎是为「马」——尤其是蒙古马。马是蒙古民族在漠漠草原的生存依据,也是指认蒙古人身分认同的天养生灵,于妳来说,甚么是「马」象征的关键?

A 我最早画的马,来自我父亲在德国教书时,他的德国学生们每到新年,就送他各式各样的马。父亲还在世时,我去德国探他,他家里有愈来愈多的马。父亲走了以后,我把父亲家中一部分的书本和所有的马都带回台湾。有一天,我把其中一匹陶瓷做的白马放在书桌上──想想,一匹马在书桌上能干甚么呢?于是我便为牠画了一张油画,后来,我开始把这些马,有的是瓷的,有的是木的,放在家里各个角落,让牠们在不合理的风景里,展现各自的姿态,并开始不断摹画。

后来,有学绘画的朋友注意到我画中的马,每匹马都有牠的意思。我在蒙古草原上看到的马,回家后都凭著记忆画出来,唯一的共通点是:这些马都是孤单的。而马于我的意义,就是我那位永远回不了故乡的父亲、他心中数十年的思念和情感。

Q 读《胡》时,我对〈海马回〉一篇的印象特别深刻。——无论是外省第二或第N代,人的身分认同其实是非常复杂的。妳是透过怎样的经验、去紧握住蒙古的原乡认同?

A 〈海马回〉这篇所包括的,不只是上一代的故事,而是更早更古老的根源。我想一个关键原因是:虽然也有现代化的城市,蒙古这个故乡本身几乎是没有改变的。我真的相信,土地本身有其厚重的力量,那里的人、马匹、草原,在在让我感受到:原来所有的昨日都还在草原上,从来没有离开。

Q 从早期的抒情诗转向后期的叙事诗,是否有不为外人道的挑战与转捩处?或者,在诗中,抒情与叙事并不是光谱的两端,而可以拥有各式各样的混杂、流动与变同?

A 不论生活或是创作,我始终觉得自己是被动的,我的一切变化,都由于生命本身的变化。诗人杨牧说过:「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然而不变即是死亡,变是一种痛苦的经验,但痛苦也是生命的真实。」而我的改变的关键,在于一九八九年第一次「回家」──但即使在那之前,我诗中的抒情也是安静而自然的。从小,父母对我的教育相当开明,包括我的先生、子女,都平等而开放地对待我,所以我始终能够照自己的想法去创作。我最早开始写诗,是因为十二岁时从香港转学到台湾,身为一位小转学生,我突然变成孤单一人,于是我写日记,并从中学会与自己对话。每当有人问我该怎么写一首好诗时,我往往回答不知道──但我知道,写日记是很有帮助的,尤其在没有朋友可以谈话的日子里,我只能与自己对话;虽然父母很信任我,但许多东西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的,那包含了诸多的寂寞、挫折、孤独、忧伤,直到很久以后长大了才明白。所以,几本年轻时的日记我迄今还保存著,如果没有这些日记跟父母的保护,我很可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

说到底,诗的问题,不能离开生命的问题,年轻时,也受过伤、也辜负过他人,但我从未悔其少作,诗就是我与自己之间的密语日记,我不过是将它们发表了。我想,生命的阶段是他人区分的,我还是以前那个有点胆怯、犹疑、找不到依靠的女孩,长大读了心理学著作,我才理解到,这种心境是漂泊异乡者的心理现象,没有自己的土地,总是怕犯错,但当我真的找到一块土地,我遇见、我进去、被接纳,我就变得比较笃定了。

Q 从个人的原乡情感到整个蒙古荣光历史的梳理,往后妳想要继续书写的,会是何种样貌的蒙古?

A 蒙古是我心底一直存在的一撮火苗。小学时,我读到历史课本写;八月十五吃月饼杀鞑子,下一章却说:中国历史最大的朝代是元朝──我觉得这不对劲,即使其他同学、老师没任何所谓,但对我来说是有所谓的。而长大后我懂得了:一个族群当然会用民族本位写它的国家、土地、故乡,敌人是万恶不赦的,祖先是丰功伟业的。

大家都知道我对原乡疯狂的迷恋,我当然会用一种蒙古本位的立场回想族群历史、叙写蒙古历史,但我不觉得这是缺点,我所受的汉族教育也是如此本位主义的,但我之所以能这样创作,是有幸在四十多年的隔离后、找到自己在草原上的根,于情于理,我多么想把这一切写出来、跟所有人分享!我并非要说服读者,不过是希望让大家也能看到一名蒙古人,如何叙述自身的族群跟历史。这和过往我的写作完全不同──蒙文在东方的翻译、流传还不如西方,很少有蒙文作者的史书被翻成汉文,我人微力弱,但我亲自去了这片草原、亲耳听到这些传说、亲眼见到说故事的人和他的后代子女。从前,写了诗、发表了,这是我自己想发表的,写作者都会理解,写作包括了与他人沟通的欲望、向世界诉说的渴求,以及与自我密谈的需求;但《英雄时代》是在完稿之前,我就知道我要甚么,不断地自我充实、做各种准备。

在蒙古大草原,历史从未消散,但除了亲炙故乡土地,我还得去读、去听、去问。二○一○年,我写出诗集中最早完稿的〈英雄噶尔丹〉,隔年发表,叶嘉莹教授对我说,我不适合写这样的诗。但我没有办法,诗就在我的心里,非如此写不可。我向她解释后,她对我说了句话:「如果你心中有这个愿望,那就去写吧,写了之后,不管好坏,都值得了。」她的话让我感到豁然──值得甚么呢?我想,值得父母给我的教养,以及命运的安排,让我在过了半生之后可以亲眼见到故乡。

齐邦媛老师也一直鼓励我,她专研史诗,她的故乡辽宁就是一部史诗。对于我要写蒙古的历史,她说,因为妳双亲都已不在了,妳等于是以一个人继承了一个故乡,只能用诗写出来。这两位老师,都强大地在背后支撑著这部诗集的完成。

最后,我想要补充一段想法,根据蒙古一位学者的说法:工业文明是显性的文明,以便利为出发点,不断建设、盖楼、拓路;而游牧文化是隐性的文明,一眼望去,草长马低,没有一座屋顶,一整座草原就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蒙古草原的土层很薄,游牧文化的精神是与自然保持和谐,每隔一段时间就得搬迁、让土地休憩,这是最早的环保行动。农耕文化与工业文明都是前进的,而现代文明是掠夺的,如果游牧文明被认定是古旧的、该消失的,结果就会是二○二○这一年的苦难。反之,如果人们都愿意向游牧文化的顺天思想学习,我们也许会变得好一点。

图片提供|席慕蓉

《胡马依北风》
席慕蓉,圆神出版

从早期《信物》的荷之题写,到《胡马依北风》中以马为体喻、托出游牧民族的生活实景和文化精神,其间涉越了迢迢三十年的时光长河,终至抵达作者日牵夜萦的蒙古大草原。无论是写荷或述马,席慕蓉的散文关怀始终不离生命的变化,并注以抒情并具知性的思辨。书中,作者的画作、摄影与文字紧密呼应,联系为一幅立体而流动的原乡风景,展现著土地的宽厚、历史的重量与游牧文化那和谐、宽容、与世无伤的性灵高度。

《英雄时代》
席慕蓉,圆神出版

一段久远而苍茫时代的记忆基因,往往系于勇智超群的民族英雄之身。《英雄时代》中的叙事长诗,结合对原乡蒙古的田野考证,以及诗人凝越时空的敏锐目光,再现蒙古英雄的豪气干云及人性深处的善良,构筑扣人心弦的史诗图景。诗中众英雄如铁木真、哲别、孔温.窟哇、木华黎、噶尔丹、钟察海公主与博尔术,宏恢而感性地呈现蒙古历史的辉煌与波澜;附录中,献给父亲的诗〈大雾〉,挚情地梳理其创作之源。是故,过往并非单纯对荣光的缅怀,更关乎向未来的瞭望。

采访撰文|崔舜华
一九八五年生,曾获林荣三文学奖、吴浊流诗奖、时报文学奖。有诗集《波丽露》、《你是我背上最明亮的废墟》、《婀薄神》,散文集《神在》。

摄影|小路

场地协力|The One食艺中山概念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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