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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作家】如果不看過去,我們無從認知台北的本質是什麼─張大春

written by 駱亭伶 2021-02-04
【當月作家】如果不看過去,我們無從認知台北的本質是什麼─張大春

「我的老台北沒有固定的座標,它在我們無法全然忘記的往事裡,閃閃發亮……」。每個時代都有不同的台北書寫,從原本的單篇邀稿到錄製Podcast,乃至半年後成書,張大春《我的老台北》以小說筆法佈局敘事散文,說出一篇篇好看的故事。有趣的是,有如原本沉在白瓷杯底的烏龍香片,注入熱水後,一葉葉翻身舒展飛揚。不僅引人回味還沒貼上「天龍國」標籤的台北;也出了一道好題,召喚每個人心中不同版本的老台北,引動「我也來說上一段」的欲望。

有些話永遠只說一半

Q:閱讀《我的老台北》,想起了《尋人啟事》,記錄幾十個在成長過程中遇見的人物故事。書裡有段創作自述:「這個想法從此開始糾纏著我、困擾著我。我日復一日、時復一時地想要找出那一個偶然點,找出使我的人生之所以成為如此的原因。」這次是否算是延續了這個書寫主題脈絡?

A:先說個題外話,書出版之後,新經典出版社總編輯葉美瑤把書寄給了傅月庵,他在臉書上發了一篇文,讓我覺得意外。他認為,《我的老台北》是《尋人啟事》的續集。我本來沒有去想這個問題,但的確在《尋人啟事》之前,我只寫小說,有意識的從不寫非虛構性作品,頂多就是書評或是小說論。但是寫《尋人啟事》時,基於不虛構的原則,一篇一篇的成了一本書。從《尋人啟事》開始算起三年後,出版了《聆聽父親》,雖然有小說之筆,但仍然也是敘事的散文。特別提這兩本書,是因為對我來說這是最要緊的一個預備。寫小說可以運用各種學習模仿,甚至偷來的技巧,去架構起不存在的東西,但寫自己生活裡的東西,又要讓它有說故事的感覺,就不是太容易。

Q:的確是跟過去單寫一個人物不太一樣,譬如〈打表妹、電影畫報和大時代〉這篇,從童年時士林片場《婉君表妹》拍攝現場的經歷說起,然後是在不同時代與大學老師、胡金銓和王家衛導演的往來討論。整篇像是舞台上接續有幾組人物登場。

A:這本書裡頭的故事,有的寫得早,有的晚,也有是去年才寫、但其實早在腦子裡已經打了多年的腹稿。對我而言,琢磨的是敘述的次第,先寫什麼、後寫什麼?先藏什麼、後藏什麼?使得它比純粹虛構的故事,更容易讓人覺得像是小說。

既然提到了也就順便講一點。為了要讓一個原本生活裡無足為奇的平常事,有時會產生懸疑和驚奇性,有的會帶點知識性,得用不同的方法去表述,就是要牽拖啦,所以把那些約略有關,但不見得實際有關放進來。舉個例子,今天在臉書上一篇舊文章,出自《文章自在》,我改了題目叫做〈我的初級國語文教育〉,就是講寫文章靠穿插、掩蓋、選擇,看起來就才會有戲劇性,有些話永遠只說一半。

比如說,我寫中學時第一次參加作文比賽:「我和沈冬運氣不錯,拿了個全市第一……」」這裡就不能停下來,得馬上接著寫,說明為什麼會是兩個人一起得第一。因為我對於這個第一是有所懷疑的,我覺得我寫的太爛了,很可能是兩人坐錯了位子,是她得第一。前面又鋪陳了一段我在學校怎麼躲著偷看女生,這個情節看似跟語文教育沒關,若是沒寫這一段,跟沈冬一起參加比賽的情境,就不容易突顯。像是花邊的枝葉,是輔佐的功能。一開始如果寫成:「我和沈冬參加作文比賽,得了第一名。」就會覺得參加作文比賽,沒什麼好寫的。後面還有一段我省掉了,當時同學說那就是下聘了嘛。我把得到獎品一對筆全部送給沈冬,沒想到她也認為自己寫的不好,就把鋼筆還給我,自己留下一支原子筆,這不就更那個了。倒也不是害羞,我們都老了,無所謂,重要的是,這段太強烈了,寫進來語文教育的主題就被淹沒,變成寫少年情懷了。

小說筆法,也就是所謂的安排、布局,在戲劇、電影裡叫作場面調度(Mise-en-scene)。很多人說,我寫的很有畫面感,之所以會有畫面感,乃是讓讀者持續的鎖在一個意識狀態之下,這個意識狀態是在流動的畫面之中,並不是說,我寫了這個人吃了魚子醬,是什麼顏色;去形容你眼睛看到的畫面是沒有用的。且不能每一句都有視覺感,會很凌亂,讓人不知道先看哪裡。我的《文章自在》講了很多,這是我很得意的東西,但說穿了沒什麼,就是工匠活兒嘛。

台北是一直在變化的城市

Q:剛才提到書中的一些段子,積累沉澱了很久,為何選擇在這時回顧?

A:台北是一個不同時間一直在變化的城市。舉個例子,在捷運通車之前,台北曾有交通黑暗期,是我最痛恨的。那段時間,每天從西區到東區不過十二公里以內,來回至少要開五小時。我那破車曾拋錨在路邊好幾次,我,那時還不到三十歲,黃金歲月都埋葬在台北黑暗期,痛不欲生。那時的台北讓你覺得在瞬間已經不一樣了。我想說的是,台北基底的變化已經發展了四十年。詩人楊澤來上我這個節目,他用從Urban到Metropolis這兩個字來代表。我並不太想老是在回憶或憑弔,但如果不去看過去,我們無從認知台北都會的本質上是什麼。

我認為台北的本質沒有變。相不相信,在仁愛路最高級的蛋黃區,很多人還是會穿著睡褲跟藍白拖,晚上出來逛,這時外省或本省人都一樣的,是一種鄉下人把大馬路當自家後院的概念,想想那場面也是難得一見的。不要老是羨慕花都巴黎,每個城市性格不一樣,台北的發展既漫長,本質上也沒什麼太大改變,這就是我們的文明。

Q:八十年代,你當兵放假會去麥田咖啡館,包括詹宏志、李宗盛、周華健等,談談當時一群剛起步的文青,泡咖啡館的情形?

A:就是我前面是畫漫畫的老瓊,後面是導演楊德昌,彼此不搭嘎,可是都坐在一起。老實講,有趣的倒不是後來一些很閃亮的名字。而是每一個不同行業的人,到了某一個聚會裏,發動了某些化學反應以後,就會不計代價的合作,並不是你給我多少錢,或是能給我一個Job。同樣有一次,我寫在書裡面,羅大佑扔了一件皮夾克就跑了,也沒有回來找,後來夾克變成漫畫家老瓊在穿。我拿了老瓊一捲錄影帶,還記得是平克.佛洛依德的《The Wall》,丟那邊也沒人要,我就把它據為己有。最後咖啡館收了,我還欠詹宏志三千元的帳,到現在都沒還。彼此間的流通是既隨時又不設防。

Q:不但不設防,而且突然間可以合作,那時還沒斜槓這個名詞,氣氛上算是文化沙龍?

A:斜槓就是你不會做的事,去做做看。那時每個人都在做一些,自己沒把握,對方也不知道你行不行,但事情就慢慢地堆進。像《超級市民》的導演萬仁找我寫歌,我一直相信他根本不知道我是誰,但是他找來李壽全,李壽全那時已經是大音樂製作人,資歷比李宗盛還深。找我也是莫名其妙,可能就因為我在那邊喝酒,不是我的話,就是別人,說不定人家寫的更好。那裡就像家冰果店加唱片行,大家都很不稱頭的。當時沒有3C產品,人跟人的聯繫,只能蹲點。因為你知道某個人會蹲,你也跟著蹲,或許也不一定是找他,說不準是要找他接觸的人,自然形成小聚落。

把被撕裂的東西重新彌縫

Q:對現在剛要起步的年輕人,你有什麼要說的呢?

A:我聽到的在憂慮或焦躁的大多都是關於機會,不管是工作、賺錢或者是成功,我們比較幸運的是當時手邊到處是這樣的機會。因為當時正好台灣處在一個非常外放,對外開放,對自己也是,儘管社會運動很蓬勃,涉及政治理念的衝突是有的,但沒有從根柢上撕裂。

我們現在面對的是一個撕裂後的社會,美國是正在撕裂中。撕裂的社會想要再縫合起來,是幾個世代做不完的工程,而在彌縫這一整個撕裂的社會狀態,很可能是下一兩個世代的新的機會。像最近參與的音樂劇《你好,我是接體員》,導演、編劇不約而同的會想,只要是在社會中存在的語言,能不能都放進一些。當然不只我們,年輕人在創作Rap、Hit Pop時,也會把語言元素放進去。我一定要強調這還都是很表淺的,以後會慢慢深化,當真正深化後,會把人的感情裡被撕裂的東西重新再彌縫起來。

Q:書中寫到大學老師王靜芝叮囑你,得老實做學問才能創造戲劇的真實。你擅長寫大時代的小人物,談談如何豐滿人物的血肉?

A:世界上沒有大人物,姚明、身高兩百六十幾公分,可能算是(笑)。梁實秋說過,任何一個時代都沒什麼大的,一句話把它說穿。我倒覺得很多我們誤以為比較偉大的事物,必須有它的家常或者日常面,才會可信,也才看得出人的價值。

寫作得去接觸材料,我也是這樣被操過來的。有一次一個電視節目製作人問我,他要回顧七○、八○和九○年代,讓我為他講一段。我說你這樣太籠統,還不如比方說,一九七八年一月發生了什麼事。當時我手上有光復書局出的《中華民國全紀錄》、《世界全紀錄》、《台灣全紀錄》等。功夫都在材料裡,空有一張嘴,想知道八○年是什麼樣的年代,就只能是你忘掉的年代。雖然只是個索引,但它能喚起一些記憶,就是看當時自己生活裡面有過什麼。

要做這功課也很簡單。比如說要談蘇東坡,就要把宋史中從宋仁宗到宋徽宗,這段歷史看一遍。再對照我原來知識裡面就有的東西,譬如徽宗還沒當皇帝之前,原來是端王,這在水滸傳裡可以看到,就是跟高俅一起踢足球的傢伙,這在正史裡沒有,一般頂多知道宋徽宗是藝術家,不知道他也是足球健將。這些零零碎碎的東西,都是歷史的灰燼,掃在畚箕裡,如果不掃,連垃圾的作用都沒有。我不管是寫小說、做戲劇或電影,只要涉及到所謂的歷史材料,就是這麼做,才能夠有解釋,才能形成觀點,如果連材料都沒有,就不要說觀點。這些東西都存在的,而且都離我們不遠。

有臉書之後,常常會有人上來問一些問題,也幫助我做了不少知識掃垃圾的活動。我強調的是,一本宋史、五代史、唐史和一本史記,始終在我的書架上,不拿來用放著就是垃圾。一旦用了,怎麼把它結構化?怎麼取出有用的養分?找出明顯的或是不會錯誤的意義,然後再尋找解釋的方法,這些東西去到最後,就形成了你的作品。

《我的老台北》
張大春,新經典文化

透過個人生活經驗和感觸,張大春勾勒了從前的台北,回味如今不太看得見的地景與人事。從五○年代的三輪車、老式電話亭,父親取代沙場征戰的紅土網球場,一路到八○年代文青蹲點的咖啡館,乃至進周刊工作,因一個報信人,意外踢爆刑求案外案等。誠如詹宏志所言,「當時的台北,正在形成一種尋找自己是誰,要往哪裡去的氣氛。新生事物,有的厲害、有的可笑,但都有一種勇敢向前行的姿態。」而從這辨識來時之路的回溯中,也讓人重新彌縫對台北、對家的情感,重新與自己貼近。

採訪撰文|駱亭伶
自由文字工作者,曾任《小日子》副總編輯。兩個毛孩的媽,喜歡山居、閱讀與旅行。著有《製造有機的幸福生活》、《認真》,合著有《好物相對論》、《討海魂》、《台積電的綠色行動》等。

攝影|小路

場地協力|NEWS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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