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月俄羅斯進攻以來，許多城市已被摧毀的殘破不堪，離邊境不到三十二公里的哈爾科夫也難於倖免。在歷史上哈爾科夫有「自由之地」（Sloboda Ukraine）之稱。十六世紀時俄羅斯擊敗立陶宛及趕走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後，這裡成為哥薩克騎兵的拓殖地，免繳稅的福利也吸引其他地區的農民遷居至此，故「自由」也是指拓荒者們的聚落。直到十八世紀，沙皇廢除了軍團與哥薩克人的特權，一八三五年改為哈爾科夫省。
十九世紀末時哈爾科夫是重要的學術、商業和工業重鎮。不僅如此，一九一七年被設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隨著交通與各種建設的開發，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大清洗）是最輝煌的時期。然而，一九四一年在德軍的佔領與破壞下變成廢墟，但戰後，蘇聯投入大量的資金重建與修復，城市才又迅速地發展起來。
然而，物質的成就不等於心靈的自由。二十世紀末文學運動興起，八○年代一群年輕人組成LitO團體（意為「夏天」），在名為Lit-museum的書店表演，有時也會你來我往的寫憤怒的信給當局政府。九○年代初由IBT編輯的雜誌《烏克蘭種子》興起另一股「紅色火焰」（Red Fire）的風潮，作品表現了青年對未來的展望，他們也常在編輯的辦公室和藝文中心舉行活動。其中的「火焰之子」謝爾希・札丹（Serhiy Zhadan）在「火炬」（Smoloskyp）出版社的支持下，成功舉行了以Sloboda為名的夏季詩歌節。
九○年代中期文學運動短暫地停止，札丹正積極地爭取基輔文壇的地位，其他的火焰之子也轉入其他跑道。一九九七年以關注作者私生活、權力甚至是醜聞的《在世文學》（Living Literature），使他們意識到在梧桐樹下的對話才是當代藝術最好的進展方式，他們反而對「活」的語言及「活」的文本感到羞恥。總言之，這些詩人、藝術家與評論是九○年代末的標誌，尤其是扎丹努力籌備的幾場國際詩歌節，其中一場如預言般被稱為「世界末日由此開始」。加上火炬的支助，文藝作品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向心力。某程度來說，哈爾科夫文學追求的，並非是蘇聯物質的繁榮與不實際的美，而是心靈上的自由，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銀行上的兩個果戈里
「歷史博物館」站前的溫度計
文、圖｜莊永豪
大學畢業後到烏克蘭旅遊，學習烏克蘭語，研究烏克蘭歷史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