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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月俄羅斯進攻以來,許多城市已被摧毀的殘破不堪,離邊境不到三十二公里的哈爾科夫也難於倖免。在歷史上哈爾科夫有「自由之地」(Sloboda Ukraine)之稱。十六世紀時俄羅斯擊敗立陶宛及趕走克里米亞的韃靼人後,這裡成為哥薩克騎兵的拓殖地,免繳稅的福利也吸引其他地區的農民遷居至此,故「自由」也是指拓荒者們的聚落。直到十八世紀,沙皇廢除了軍團與哥薩克人的特權,一八三五年改為哈爾科夫省。
十九世紀末時哈爾科夫是重要的學術、商業和工業重鎮。不僅如此,一九一七年被設為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首都,隨著交通與各種建設的開發,一直到一九三四年(大清洗)是最輝煌的時期。然而,一九四一年在德軍的佔領與破壞下變成廢墟,但戰後,蘇聯投入大量的資金重建與修復,城市才又迅速地發展起來。
然而,物質的成就不等於心靈的自由。二十世紀末文學運動興起,八○年代一群年輕人組成LitO團體(意為「夏天」),在名為Lit-museum的書店表演,有時也會你來我往的寫憤怒的信給當局政府。九○年代初由IBT編輯的雜誌《烏克蘭種子》興起另一股「紅色火焰」(Red Fire)的風潮,作品表現了青年對未來的展望,他們也常在編輯的辦公室和藝文中心舉行活動。其中的「火焰之子」謝爾希・札丹(Serhiy Zhadan)在「火炬」(Smoloskyp)出版社的支持下,成功舉行了以Sloboda為名的夏季詩歌節。
九○年代中期文學運動短暫地停止,札丹正積極地爭取基輔文壇的地位,其他的火焰之子也轉入其他跑道。一九九七年以關注作者私生活、權力甚至是醜聞的《在世文學》(Living Literature),使他們意識到在梧桐樹下的對話才是當代藝術最好的進展方式,他們反而對「活」的語言及「活」的文本感到羞恥。總言之,這些詩人、藝術家與評論是九○年代末的標誌,尤其是扎丹努力籌備的幾場國際詩歌節,其中一場如預言般被稱為「世界末日由此開始」。加上火炬的支助,文藝作品產生越來越明顯的向心力。某程度來說,哈爾科夫文學追求的,並非是蘇聯物質的繁榮與不實際的美,而是心靈上的自由,成為真正的自由人。
銀行上的兩個果戈里
「歷史博物館」站前的溫度計
文、圖|莊永豪
大學畢業後到烏克蘭旅遊,學習烏克蘭語,研究烏克蘭歷史與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