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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主義的詩史—《台灣新詩史》新書發表會活動側記

by 楊敏夷

二〇二二年六月下旬一個週末午後,台北城有雨。然而,夏日的午後雷陣雨,並未完全阻擋前來聯經書房聆聽新書發表會的群眾,關於孟樊與楊宗翰「二十年磨一劍」的詩史寫作傳奇,顯然好奇者眾。

此時,距離《台灣新詩史》出版上市已經一個多月,因為受到疫情的影響,遲至六月二十四日才舉辦新書發表會。這本詩史的誕生十分不易,寫作過程當中存有不少困難。首先,關於詩集的收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透過助理尋找並購買絕版的二手書就花去不少時間。孟樊尤其感謝周夢蝶、張默等大老主動提供個人詩集,正因如此,若不完成《台灣新詩史》,委實對不起詩人們仗義相助的情意。關於詩史的出版方面,聯經出版公司曾於二〇一九年出版過鄭慧如的《台灣現代詩史》,如今二〇二二年再新添一本孟樊、楊宗翰合著的《台灣新詩史》,儼然成為台灣詩史的專業出版者。

二〇〇三年,兩人最初拋出將要合寫台灣詩史之時,原是台灣學界石破天驚的第一本。然而,歷經二十年的時光,最後卻成了第三本——時序排在二〇〇六年張雙英《二十世紀台灣新詩史》與二〇一九年鄭慧如《台灣現代詩史》之後。兩人合著是有別於前面兩本著作的特殊之處,而他們所採取的文本主義史觀,更是一大特色。

兩人合著最重要的是默契。關於詩史當中的用詞,出乎意外的十分合拍,完全不需要事前過多的溝通,彼此即可分頭去寫。但對於作者文本的看法,兩人卻不一定擁有相同的見解。比方對於女詩人席慕蓉的早期詩作,兩個人因為意見不同曾經陷入僵持。楊宗翰顯然比孟樊更加欣賞一些,他認為「大眾詩」的作品於台灣詩史當中應當要有位置。但兩人對於席慕蓉的中後期詩作倒是有志一同的給予肯定,因此幾番討論之後,最後兩人達成共識,將席慕蓉納入了《台灣新詩史》。

楊宗翰(本書作者)
孟樊(本書作者)

在寫作分工方面,孟樊負責單數章節,楊宗翰負責雙數章節。神奇的是,他們在詩史敘寫的文字上銜接自然。尤其是文字的可讀性極高,對於詩人的文本與風格,兩人都不是「歌頌派」,甚或有些異常犀利之處,具有魯迅所謂「匕首」的風格,讀者閱讀之際尚且忍不住心頭一驚,詩人讀之不知是否會有遭受行刺因而捧心之感?誠如李瑞騰所言,對於詩史的閱讀,如果是詩人,會特別關注於詩史當中有沒有將我寫進去,以及如何寫我。詩史行文若不考慮反面效應,評論過於勇敢而不節制,在缺乏更多論證之下,難免會有一筆帶過卻彷彿打人一巴掌的感受。其中,李瑞騰認為本土詩人恐怕會對這本詩史有意見,而原住民詩人入選太少,以及於詩史各期中重複出現的「十一大詩人」中不見任何一位女詩人,似乎都顯示著有所疏漏。孟樊表示,向陽在《文訊》的評論專文〈後出轉精的新詩史著:讀孟樊、楊宗翰合著《台灣新詩史》〉中已然提過這一點,然而他們的《台灣新詩史》採取的是「文本主義」史觀,即是以詩人的作品作為主體,因而性別、族群本就不是他們考慮的要點。況且寫詩史與編詩選原本就不太一樣,編輯詩選或許有可能存在著女詩人的「保障名額」,但在詩史的寫作上,兩人的史觀純粹以文本為思考核心,完全不考慮這些因素。

而楊宗翰希望藉由《台灣新詩史》的出版,可以形成一個事件,以此刺激一下中國大陸的台灣詩史作者與台灣的本土學者,並且歡迎所有的華文學者只要有想法都來寫詩史。有人說,台灣新詩史不要由台灣人自己來寫,因為台灣太小,而兩位作者又經常在文藝活動上出現,一旦在詩史中漏寫某個人,或是批評了某個人,都有可能因此挨罵。若是由香港學者來寫台灣新詩史,或許就不會有這樣的問題。但兩人最後還是決定承擔撰寫《台灣新詩史》的責任,不去想撰寫之後詩史中的評價是獲得詩人們的擁抱或是罵名,只求對自己負責。

《台灣新詩史》刻意放棄羅列式的詩人名單與學術索引,而以詩人的詩作做為詩史的文本中心,把文學史與詩史的位置還給文學、還給詩;同時也放棄大陸學者過度相信詩社這個框架的文學史書寫方式所可能產生的謬誤,例如將從未曾參加過詩社的台灣詩人歸入詩社裡面。而本書純粹以詩人和文本為主,讓讀者透過詩史找到詩作的特點,也更加了解詩人在台灣詩史中的定位。

新書發表會的最後,李瑞騰將《台灣新詩史》的點評,以鍾嶸《詩品》的品第來做比喻,認為能被納入《台灣新詩史》的 105 位詩人已經很厲害,但其進入詩史之後,兩位撰寫者還是有其價值判斷。而重要詩人在不同時期的反覆出現是這本詩史的特色,這是過去出版的台灣詩史當中從未曾有過的,這個體例足以打破過去文學史形式上的匱乏。而以目前此書的完成來說,孟樊與楊宗翰已經做到俯仰無愧了。

左起:陳逸華(聯經出版副總編輯)、楊宗翰(本書作者)、李瑞騰(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孟樊(本書作者)、林載爵(聯經出版發行人)

《台灣新詩史》
孟樊、楊宗翰/著,聯經出版

自 1980 年代以來,海峽兩岸已陸續出現多部詩史著述,各自呈現相異其趣的史觀。由孟樊、楊宗翰合著的這部《台灣新詩史》雖是「早發後至」,仍盼提供讀者另一種視野。本書揚棄了連貫性的大歷史寫法,從框定編寫體例開始,便不求接續、不避片段、不畏重疊,亦毫不掩飾對探尋歷史縫隙及發揚幽微祕境之興趣。全書將新詩史劃分為七大時期──萌芽期、承襲期、鍛接期、展開期、回歸期、開拓期以及跨越期,並採取「文本主義」的史觀,破除起源說、進化觀、國族論、作者論這四種「迷思」,力求將詩史回歸到詩作本身,以免去過度著重社會脈絡所帶來的意識形態糾葛。

文|楊敏夷
台南人,臺師大國文博士班。曾任職編劇,出版詩集《迷藏詩》。曾獲一些文學獎:葉紅女性詩獎、花蓮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謝東閔文學獎、中興湖文學獎、紅樓現代文學獎、北教大文學獎、雙溪文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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