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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月作家】當秋天來臨,唱大情歌向誰認錯 ─ 楊澤

by 楊 宗翰

從二〇一一年推出第一系列迄今,目宿媒體「他們在島嶼寫作」終於迎來第三系列最後一部楊澤《新寶島曼波》。但《新寶島曼波》在這三個系列、十八部作家紀錄片中,卻是那麼不同:說是傳記,楊澤可是相對較年輕的當事人;說拍電影,楊澤又是首部傳主身兼導演的「鮮」例;最「鮮」也最「仙」者,當屬楊澤拍出了新形態的(偽)紀錄片,傳主本人經常退至畫外音,跳脫作家編年史,推到幕前給觀眾看的是奇人、奇事、奇景、奇情。多麼奇怪,多麼好看。

《新寶島曼波》

目宿媒體

由楊澤自編自導自演的《新寶島曼波》,融合了詩與歌、文學與人生、都會與自然、紐約遊歷與台灣采風,是一部介乎音樂片、(偽)紀錄片、浪漫喜劇的非典型文學電影。步入生命秋天的詩人楊澤,前後用了六年時間,終於唱出這首獻給生長島嶼及海洋的「大情歌」。

Q 近年間文壇在傳:「楊澤忙,他在拍島嶼寫作」,大家也都對如何「呈現楊澤」而滿懷期待。沒想到從拍攝到上映,前後竟六年之久;更沒想到,你從原先的傳主身分,變身成導演、編劇、配音、場記……。現在片子上了,觀眾才發現楊澤精心編織出一部「非典型」文學紀錄片,傳主有時似乎不見了,卻也好像無處不在。《新寶島曼波》最初的雛形與發想為何?它為何及如何被您塑造成如今模樣?

A 不管是文學還是電影,一個作品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找到對的題材。找到一個對的題材,然後有一個自己的切入角度,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為什麼呢?因為這個題材,它會反過來教你。所以其實從構想到拍製的過程裡,這個題材教了我很多。最早的想法當然就是兩點:第一,我不想被拍;第二,我想拍我的生活世界。一開始的時候,就像希臘戲劇最早只有一個,兩個,然後三個演員──第一個,就是我自己;第二個,就是我學生(一直在生病、到現在還沒有好的駱以軍);然後第三個,其實就是永康街昭和町。我一開始就想好,要拍一個人情風土的片子,題目定下來叫《新寶島曼波》,當然也可以叫做新台灣風情畫。

駱以軍是最早寫瑪麗安評論的,詩人曾淑美則覺得有所謂「瑪麗安世代」。拍這部片我知道得要去面對這件事,但一開始我是很逃避的。瑪麗安只是我年少輕狂的幻想,後面卻變成了「謬種流傳」。人過花甲前後,我在一種過來人的心境裡,覺得已經不那麼害怕死這回事──好像我沒有馬上要死,但也可以去死一死算了。另一方面,有必要很嚴肅的看待瑪麗安這檔事,覺得終究要在歲月的法庭上給她一個解釋吧。

年紀大了,慢慢懂我和瑪麗安的文學因緣是怎麼回事。但上次出版詩集《新詩十九首》(二〇一六),我都還在迴避。後來我知道,在時間的法庭上,我最終要交上一份呈堂供證,所以有了這部音樂片+浪漫喜劇。首先,喜劇跟鬧劇不同,喜劇是要用腦的,因為長期教莎劇,我懂浪漫喜劇的玩法,因此把浪漫喜劇跟音樂,跟「遊寶島」混在一起玩。莎劇《仲夏夜之夢》主要有文青和工匠兩組人,我很幸運,在劇情與音樂上,可以找到我的文青組(以繆夫人樂團為主軸),還有我的工匠組(昭和町庶民同樂會),把老中青好幾代人都並置在一起。我本來就是一個南部來的小孩,我最早便跟我的劇組說,對我而言,北部是詩,南部是歌。而且,我是一個台灣文化界很少人討論的「海歸派」。可能我在紐約十年看了很多藝術電影吧,我頗有意在我的電影裡put Taipei on the map,讓人家知道台北在哪裡,台灣在哪裡。也因為我是「海龜(海歸)派」吧,我的角度也許跟以前電影拍的台灣故事略微不一樣。

我這個鄉下人,掏心掏肺地端了一盤大雜燴出來。台灣是個海島,這裡無法深入談本片探討的大海與河流的主題,但可以提供兩個線索供覆按:一是我曾在《聯合副刊》發表的〈你好,童年!〉(二○一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另一則是我在紀州庵「我們的文學夢」系列講的〈淡水河邊的那個午後:與詩歌同行〉(二○一八年十月十一日)。尤其是後者,我把河的身世,我跟新店溪、跟淡水河的連結,和大海的主題接了起來。人生有各種悲歡離合、春夏秋冬,其實是跟生老病死的循環時間相對應、相連結的。而生命源自大海,大海是眾生的命運歸宿,因此有片頭的動畫──我跟著我的貓走啊走,然後我的貓跳到水裡面不見了。接著我走到河口,然後大海浮現一座島。到了一個過來人的年紀,就會知道自己只是芸芸眾生中的一員。我不再會像年輕的時候,在自己心裡挖一個洞,「瑪麗安」其實就是我自己、就是男人的阿尼瑪(anima,男人內在的「女靈」,相對於女人內在的animus「男靈」)。過去我很喜歡王國維的句子,「偶開天眼覷紅塵」,現在的我知道自己身在紅塵,只能凝視,平視這個紅塵,而不是小覷紅塵。紅塵滾滾,我只能透過圍繞著寶島的大海來打造某種天眼。眾生是佛,佛是眾生,那大海就是我的「滄海月明珠有淚」,我的天眼啊。

Q 聲音在《新寶島曼波》裡實在太重要了。這部作家紀錄片選擇以聲音貫穿畫面,有效帶起了觀眾或許不甚熟悉、可能也未曾關心的片中人、事、物、景。音樂,對您究竟意味著什麼?

A 尼采說:「沒有音樂,生活將是一種錯誤。」我其實是那種沒有音樂會活不下去的人。這部片在聲音設計的部分,不只是歌曲及朗讀,環境音也很重要。現在大家會討論聲景,片中除了大海浪濤聲,例如還有賣冰淇淋的叭噗聲這一類街聲。在我看來,知言是初階,知音才是入道,悟道的前提,也就是知音,然後才能知味、知命,要不然就沒有辦法悟道。聲音應該是這部片的核心。我剛剛講說,因為我很幸運,得以把文青組跟工匠組並置在片裡,像片中有一段很有趣的平行剪接,就是駱以軍在旅館寫作,在那裡抓頭,同時昭和町庶民同樂會在一起唱雨夜花、唱基隆山之戀,我在電影中玩聲音,把駱以軍無聲的內心戲,透過庶民同樂會的歌聲形塑出來。

Q 音樂是如此,那時間呢?詩集《新詩十九首》開篇序詩中,筆下那「世故體面的時間老爹」,在《新寶島曼波》扮演著什麼角色?片中一開始就談到楊牧老師大去所帶來的衝擊,又說自己也到了花甲之年。面對人生的秋天,那些台北游牧青年或都蘭同志愛侶,相較下就顯得青春無敵,令人欣羨。在這部片裡,時間對您究竟意味著什麼?

A 《新詩十九首》,包括序詩的話其實有二十首。但那序詩很少有人去讀,你卻注意到了,這很難得,也沒有人會去講我當時有點生造出來的那個「世故體面的時間老爹」。二〇一六年出《新詩十九首》,距離我的上一部詩集《人生不值得活的》整整有二十年,對,二十年,而我只捧出了二十首詩,真是夠寒酸的。裡頭有一首〈瞬間〉,力圖面對人生無常,面對人生的種種夢幻泡影,但基本上也還是自言自語。現在看來《新詩十九首》這部詩集還是顯得比較冷,比較疏離的,因為老人如我,剛脫離直線時間,進入所謂春夏秋冬跟生老病死的循環時間,剛剛自以為戒掉了少年時代留下來的那種文青病。大家都知道有「進步」跟「退步」,沈剛伯先生說,其實還有一種叫「不動」的東西。可是人當然不可能不動啊!反而是,我現在知道,更加要面對紅塵,擁抱紅塵,擁抱命運,因為你和你周遭的人,一直就都活在紅塵裡啊,脫離紅塵,就什麼都不是了。

拍這部充滿人情風土味,以 悲傷為底色但暖度破表的電影是個奇妙的緣分。我知道眾生平等,而且人各有命,因此很珍惜這個緣分,我大半輩子福報夠多了,拍這部片,多花點時間,我覺得這很值得。

採訪撰文|楊宗翰

現為國立台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副教授、《台灣詩學學刊》主編、中華民國筆會祕書長。著有詩集《隱於詩》,論集《有疑:對話當代文學心靈》等七部,另有合著《台灣新詩史》。

文字記錄|沈良耘

攝影|小路

場地協力|好多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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