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黃碧雲曾獲大獎的小說《烈佬傳》放置在某條光譜的一端,那新作《盧麒之死》一定就在光譜的另外一端,遙遙相對了。《烈佬傳》這端是腔調強烈,幾乎就像是那位一生中總是在坐牢、也總是在出獄的底層男主角的直白自述;《盧麒之死》則恰恰相反,全篇八成以上的篇幅,是從報導、判決書等檔案中剪輯而來,主角盧麒的聲腔幾乎不存在——如果他有說話,那都是檔案記錄下來的話,「小說感」被壓得很低。
然而,位於光譜兩端,其實也意味著它們是在同一條光譜上的。「異端」也者,並不是完全無關的對立面,而是同一根棍子的兩個極點。《盧麒之死》仍然是黃碧雲最擅長寫的那種陰暗底層生活,在結構中無可如何的掙扎與悲傷著。更隱而難顯、但也更為頑強的內在聯繫是,即便《盧麒之死》之中大多數的篇幅都是剪接檔案而來,但光是「剪接」的手法,就足以展現濃厚的黃碧雲風格,比如引述了盧麒供詞的一個段落:
「他(盧麒)說和盧景石見面時,他包著白布,盧景石沒對他說被毆打的事。他(盧麒)說,照看如此包覆法,一定被人打來的。問:你如何知之?答:真可笑了!如果他不是被人打而包紮作傷狀,他是神經的。」「在監獄裡,我(盧麒)和盧景石是分開的,我沒有和他說過話。」;「溝渠積聚老鼠」「要清除這些老鼠是一件相當艱鉅的工作」「而對付這種溝渠老鼠最佳方法,就是下一場豪雨,勢如萬馬崩騰的雨水,衝過溝渠時,往往老鼠無可避免地衝出渠口,流入海中,或就地溺斃渠內」「(四月四日大雨過後)市面各區之清道伕及衛生工作人員,也顯著地發現有比平時更多死老鼠」;)「吸引最多注意的示威是在晚上發生的。」(也是倖存而飢餓的老鼠活動的時候)「最初示威者因為要吸引最大的注意,所以向著彌敦道也就是九龍的娛樂中心和主要交通動脈進發。」
此處必須大端徵引,否則不足以說明《盧麒之死》的特殊文體。在這整個段落中,以引號「」和括弧()區分了兩種聲腔,前者是檔案引述,後者是(自始至終隱而未現的)敘事者的補述。而在檔案引述的段落中,也交錯地使用了不同來源的材料,產生拼貼的效果。所以在這數百字的段落裡,等於把三條不同維度的線索扭絞在一起了:盧麒與他的社運夥伴之被司法虐待、大雨過後的鼠屍鼠群、以及作為黏接介面,賦予這兩個段落象徵性連結的敘事聲音。
「文本」(text)一詞,本來就來自拉丁文的「編織」(texere);在中文的脈絡裡,「文」也有花紋、線條交錯形成的圖案之涵義。《盧麒之死》可說是非常直白地回應了寫作之為一種編織行為的概念,小說家在此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浩瀚的檔案之海中,找到盧麒、盧景石、群眾、暴雨、老鼠以及清道夫,然後把這些看似不相干之物編織成章,產生新的意義。由此來看,《盧麒之死》的形式是有著很強的內在張力的,全篇看似大筆搬抄並非由作者所撰寫的檔案,但作者的手澤卻無所不在,那些素樸、簡陋甚至乾癟的官樣文字,重新在這樣的形式裡「被重寫」了一次。透過這種的手法,黃碧雲使無關的關連(如盧麒與老鼠),使矛盾浮現(如可疑的「陳姓友人」),卻也使「歷史事實」沈浮在閃爍不定的檔案之海中——「檔案」看似公正客觀,實則湮沒所有個人性,歷史的「事實」僅存碎片,無法否定也無法肯定;而透過括弧補述的,也最多只能是文學意義上的「真實」,一種被語言建構的特殊感性。
編織也不止於形式,更是從內容的選擇就開始了。《盧麒之死》的另一可觀之處,則是在題材上呈現某種一致的偏離。要談香港的一段民主運動、抗爭精神,不從最著名的「六七暴動」入手,而是六七暴動前一年的「天星小輪加價事件」;要談天星小輪加價事件,卻不從議員葉錫恩、發起人蘇守忠開始,而是鎖定聲援的青年盧麒;要講盧麒,敘事的動因卻從運動後一年的「盧麒之死」啟動。而在全書開篇的段落,甚至不是示威暴動、也不是上吊自殺,而是事件前一日的大雨。
全部都歪了,但又沒那麼歪。《盧麒之死》編織的是一組若即若離的歷史,既不確認歷史因果與事實真相,也不否認我們能擊破官方陳述的虛偽性。當準星穩定偏離目標三公分時,我們既不能說這幾槍擊中了靶心,卻也會承認開槍的人大概真是掌握了什麼吧——至於那「什麼」,我們只能透過關係性的偏離模式來約略得知,就像是命案現場用粉筆描出的人形一樣。(而且還疊著幾個粗心大意的腳印。)
因此,若要說《盧麒之死》有什麼稍微遺憾的地方,也許是在結尾處吧。從天星小輪加價事件的「反殖民」 元素,連結到當下香港的「反殖民」「獨立」運動,因而聯繫到梁天琦被取消議員資格的事件,是非常準確的榫接。然而,遺憾就在於太準確了點,幾乎就要滑落一種系譜式、因果式的前世今生了。當然,這樣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文學回扣現實自有其積極意義,只是不免讓人疑惑:如此板上釘釘的指向,是否與整部小說營造的那種堅實的恍惚有所扞格呢?然而這或許是過於嚴苛的詰難吧,除非漫無止盡地寫下去,走向了文體的癱瘓與解體,否則收針之處總是得打上一個足以定錨一切的線結的。
《盧麒之死》
黃碧雲/著
大田出版(2018.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