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社群媒體的小視窗和通知競逐著你我的眼球關注，並帶給人類前所未有的焦慮。在這個社群超載、追逐流量的時代，本次專題邀請到資訊素養專欄作者黃哲斌，和紀錄片導演傅榆，從個人經驗到社會觀察，剖析社群媒體如何影響現代心靈？無處不在的社群焦慮，又該怎麼面對？
《天下雜誌》編輯顧問、專欄作家、兩度獲頒金鼎獎專欄寫作獎。
臺灣紀錄片導演，曾獲第二十屆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第五十五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等獎項。
Q 當代的社群焦慮，什麼現象最突出？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黃哲斌（以下簡稱黃） 從科技史的視野來說，人類有兩種資訊方面的社會需求，自古以來未曾改變。一方面，想被娛樂、滿足，想看精彩的好文章、優美的詩詞；另一方面，渴望創作，想讓自己被看見與認可。然而，科技創新大幅降低了發布資訊的門檻，當注意力被割裂、碎片化，需求就難以被滿足——當所有人都想要講話，就愈來愈少人願意仔細聆聽。資訊的量變引發質變，導致非常多的社會現象和問題，像是博眼球的網紅，或者線上的形象展演，看到網美吃香喝辣，帶給人相對剝奪感。平台為了留住用戶，更設計出通知紅點、演算法等，不斷刺激人腦分泌多巴胺，引發進一步的資訊焦慮。
傅榆（以下簡稱傅） 我正執行一項社群媒體使用習慣的紀錄片計畫，主要訪談一九九五年後出生的年輕人，俗稱的Z世代。我發現目前最普遍的是流量焦慮。當所有人都能發表內容，被無數人看見，進一步讓公私領域的界線更模糊。以剛處於流量紅利期的Threads平台為例，有的年輕人只不過分享日常的emo小事，就可能被數千個陌生人按讚。人一旦嘗到被看到的甜頭，就容易上癮。但演算法很難捉摸，流量來得快、去得也快，相似貼文可能過幾天就只剩幾個讚，引發很大的失落感。現在也有很多人經營自媒體，介紹美食、店家等等，透過互惠、業配，想將流量變現。從YouTube、IG Reels，甚至是小紅書、抖音，他們將內容發布到不同平台，賺取部分的生活收入，卻也必須持續猜測、配合平台的演算法邏輯，每天不斷追蹤成效數字。
Q 這樣的社群焦慮，在不同世代有差異嗎？
傅 出社會是一個轉變的時間點。我觀察到二十四歲以上的使用者，大多已經開始經營自媒體平台，因此比較擔心流量數字。然而十八、十九歲的年輕人，更擔心同儕間的人際關係和資訊控管。例如，我訪談過一個女生，社群帳號分為超少用的大帳，自己常用的小帳，另外還有小小帳，裡面還區分「摯友」等。等於他發任何內容，要去想這個內容能給誰看，一層層的邊界控管，這其實也是另一種焦慮吧。
黃 我有兩個小孩，老二目前國二，他在小學四年級就先斬後奏，自己申請YouTube帳號，分享玩手遊的直播。經營一年後，他才很落寞的告訴我，自己的帳號不知道為什麼只有二十個訂閱，相比之下，他的同學有一千多人訂閱，已經能向YouTube申請廣告分潤。他們會有這種相互比較，對於流量的焦慮，也比我們更早遭遇被網友揶揄、攻擊的經驗，體會到網路可能存在的陰暗面。
Q 能否分享自己的社群媒體使用習慣？遇過哪些焦慮，如何應對？
黃 我從二○一○年開始使用臉書，隨著追蹤者增加，我的臉書從分享生活小事的小圈子，漸漸有了公共性，壓力也出現。我喜歡發表議論，但某些議題可能沒時間關注或自知缺乏相關知識，而沒有分享看法。就曾發生過臉友指責我對特定議題的「缺席」。我才意識到，原來社群媒體有各種隱形束縛，貼文審查、按讚審查等等。後來臉書發生了劍橋分析事件等爭議，我意識到社群的風險，跑去用推特等其他平台。過了大概六年，我重新回鍋臉書，不再有過去到哪都滑臉書的強迫症，而是作為公共發表空間，嚴格控制一天只會上兩次。我同時也會用推特（X）訂閱國外媒體，IG則是私人的朋友圈。
傅 我的臉書一開始也是朋友圈為主，但二○一八年金馬獎事件後，就多了很多追蹤者，有很多人罵我，也有很多人挺我，數量多到我難以負荷，更無法一一回覆。當時巡迴影展後，我開始有失眠問題，後來確認自己罹患憂鬱症，社群平台也關閉帳號一陣子，直到最近狀況比較恢復，才重新打開。社群媒體帶給我比較正向的經驗，是之前的Clubhouse熱潮，讓我第一次有真正意義上的「網友」。我在一些玩遊戲的房間認識一群過去從未有過交集的朋友，甚至會約出來實體見面，玩桌遊。
黃 我後來會進一步區隔公領域和私領域的內容，也重新釐清自己公共發表的動機：以前會覺得一兩天沒有貼文，就怪怪的，好像愧對讀者。但現在完全不會有這種想法，真的長久關心的議題我才會寫。
傅 畢竟也開始經營自媒體，不免會計較著流量數字，但相較之下，自己的臉書已是佛系發表，不再去追求曝光。人們想從你這邊看到的，和你真正想做的，始終存在落差。我也慢慢說服自己，拍攝各種影片，初衷是為了探索自己關心的問題，不是為了流量。
Q 普遍存在的社群焦慮，正對社會帶來哪些影響？
黃 《經濟學人》雜誌去年針對十七個國家，二十年來的自殺率進行研究，發現十三到十七歲青少年和二十幾歲的女性，自殺率明顯上升。社會學家認為，可能和社群媒體帶來的社群及情緒壓力有關。衛福部的統計數據也顯示，臺灣青少年的自殺通報數，從二○○八年至今增加三倍，恰好是社群媒體開始滲透臺灣社會的時間點。我曾看過一位自殺關懷訪視員的訪談，他提及當代校園霸凌和過去最大的差別，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霸凌者可能會設立IG假帳號，針對被霸凌的同學張貼醜照，不斷在網路上嘲笑他。社群媒體的心理影響，還需要更多研究佐證，但確實存在不可否認的趨勢。
傅 當大家越來越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社群媒體帶來的情緒或心理問題，就可能產生心理疾病的顯化。我朋友是心理師，他觀察到近年來，懷疑小孩有網路成癮症候群而來求助的家長，越來越多。另外我覺得現在大家容易很「躁」，我有一位受訪者提到他連看YouTube遇到廣告，都會覺得很「躁」，因為一部短影片大概一分鐘，廣告十五秒就可能佔去四分之一的時間。這其實代表長期觀看短影片導致大家失去耐心，不容易專注。
Q 面對社群焦慮，兩位覺得數位原生世代發展出哪些適應方法？
傅 我覺得數位原生世代似乎更常會間歇性的戒斷社群，例如暫時把App刪除，但仍然保留數位身分。好比出去旅行一趟，進行排毒，讓自己重新出發。相比之下，似乎比較少會完全斷絕使用，而更像是根據自己身心狀態，決定使用社群媒體的頻率。其實滿有趣的，代表每個人並不是完全被社群綁架，而是更有意識地在使用這些工具。
黃 我並不反對我的小孩使用社群媒體，尤其上了國中之後，頂多設下螢幕使用時間的限制。唯一的例外是短影音平台，例如抖音，我會提醒他們背後存在的風險。有趣的是，他們也覺得不需要去看抖音，甚至會自己講說抖音上面的東西「很白痴」。我想不論是年輕世代或我自己，都需要培養自我辨認風險的意識，找出適合自己的適應之道。
Q 社群媒體持續演進，兩位想給讀者什麼建議？我們又該如何面對這項重大趨勢？
黃 我認為短影音這件事，需要整個社會來共同面對。不只臺灣，從印尼、德國到美國，大家都切實感受到短影音平台在政治傳播上的影響力。有些案例中，過往的獨裁者或極端主義政黨，甚至化身為親民和藹的形象，在平台上跳起搞笑舞蹈，擄獲年輕人支持。抖音上層出不窮的有害內容或模仿挑戰，也在全球各地引發憂慮。對於社群媒體本身，乃至短影音形式帶來的潛在危害，都要建立起風險意識。
傅 呼應抖音的討論。很多人會說自己沒在看抖音，但其實許多IG Reels影片都是從抖音搬運過來的。我想更重要的是，對於自己社群使用的問題要有「病識感」，意識到網路資訊可能是假的；意識到短影片讓自己失去仔細聆聽他人的耐心；意識到自己的時間和身心正被社群媒體綁架，才可能與之共存。
黃 我最近看到一篇報導，提到美國青少年開始回頭購買沒有完整網路功能的「翻蓋手機」，因為不想整天被社群綁架。我想大家要更有意識的拿回自己的資訊主導權，不要讓自己的眼球被演算法決定。
傅 我也相信物極必反。就像《我的完美日常》電影裡描述一位東京的廁所清潔工，他不用智慧型手機，在生活中重拾閱讀和音樂的樂趣，或拍攝身邊心愛的樹木等等。當人們真正靜下心來，就會發現社群媒體以外的生活還有更多可能。
撰文｜謝爾庭
清大社會所碩士畢，自由接案編輯，見域Citilens共同創辦人。曾任《貢丸湯》雜誌主編、 方格子平台內容經理、《數位時代》特約研究編輯、臺灣吧《小黑啤玩臺灣》總企畫。
攝影｜林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