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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我藏在角色裡——專訪簡莉穎

by 郝妮爾

簡莉穎戴著墨鏡,左手抓一袋吐司,推開咖啡廳的玻璃門,一邊吃吐司一邊說:「對不起,我真的太餓了又沒有時間吃飯,所以--欸這吐司很好吃,妳要嗎?妳們要嗎?」她推開門的瞬間有種奇異的魅力,參雜著隨性的衝突感。

實際上,「衝突」正是她創作的特色之一。從《服妖之鑑》到《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簡莉穎的劇本儼然成為臺灣劇場的票房保證,除了流暢自然的對話,以及劇中一以貫之對性別的關懷之外,最讓人欲罷不能的就屬她的「幽默感」。在泫然欲泣處猛然插進一計突兀的動作或對話,搞得觀眾要哭不能,憤怒無法,只能大笑。例如在《妳變了於是我》,馬莉與安妮在激烈的爭吵中忽然搖起呼拉圈;又如《服妖之鑑》裡,湘君在接受審問的緊繃喬段中、警察大人忽然昏倒,靠近一看,竟是因為「大人」身上穿得一件過緊的女用內衣!

「其實我沒有在追求幽默,不過的確有刻意經營反差感。愈重的題材我就愈用輕的方式去說,像是剛剛說到的《妳變了於是我》,寫吵架的戲也是,我不喜歡看兩個人光在那裡吵架,所以加入了呼拉圈,讓那個呼拉圈一直打斷她們的爭吵。很荒謬對吧?可是生活中本來就會充滿很多玩笑與言外之意呀。」

歡迎來到約炮告解室

大家叫她小粒,從大學的畢業製作《甕中舞會》開始受到劇場界矚目。最初創作的契機,一是受到田啟元的《白水》感召,二是源自同年時家族裡發生的性騷擾遭遇,前者是媒介,後者是渴望訴說的內容,推使她創作出第一個作品:《我們》。

「寫下《我們》這齣戲,也算是拯救了我。讓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面對這問題的人,但下一步就會想: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會有類似的遭遇?也因為這樣,讓我不太信任人,所以把自己放在角色裡,對我來說,劇場是個以虛構包裝,藏有很多真實的經驗,我可以不用這麼直接暴露自己的地方。」

童年使她不信任人,同志身分則讓她不信任自己的身體。這部分的焦慮在《妳變了於是我》顯現,劇本中馬莉佩戴假陽具、想變成男人,全是願能與安妮相愛、成為「正常」伴侶的渴望。對於自己女性的身體,是否能被另外一名女性深愛與認同,這份不確定感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折磨著小粒——「因為這樣,過去大概持續了一年的時間吧,我瘋狂地約炮。」她說。

「但不是為了性慾,而是希望自己的身體能被別人肯定。可是沒多久就開始覺得無聊,真的無聊死了,彼此身體的接受度明明就很假,如果不帶著一點表演成分的話根本做不下去啊。」

收錄在她第二本劇本集中的《直到夜色溫柔》所呈現的約炮文化,就是源自此時期的經驗,小粒接著說:「約到最後,我都覺得自己很像教堂裡的告解室,打砲完對方會瘋狂地講話,她們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大多時候都說我是老師(笑),然後靜靜地聽她們說。可是當然不是每次對話都很有趣,就漸漸不約了。」

我與你的集體共振

離開約炮習慣,除了因為「無聊死」之外,也是因為她慢慢從這些年來的創作中慢慢找到定位,不必再藉由他者來肯定自己。

小粒的作品,大抵環繞著性別議題,但是觸角多元,從性向、性別認同,到九O年代後的愛滋病;近幾年也透過經典劇本的改編,深刻處理家庭問題。

面向社會關懷的創作者,經常會有一種無力可施的感覺,畢竟這些問題不斷地被討論,但是同樣困境依舊天天上演。對此,小粒點點頭說沒錯,許多事情乍看之下好像不會改變,各種暴力仍然正大光明地在各處遊走,但是「戲劇從來就不是來解決問題的,也無法給你一個正確的方向。」她說。

那麼倘若如此,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戲劇?為什麼需要走入劇場呢?她想了一回兒,說:「正是因為劇場沒有辦法去傳達非黑即白的價值觀,而是描寫人性的暗面模糊之處,所以我們才看戲。有時候你可能在看戲之前就知道結局,即便如此,我們的經驗還是會被重新召喚。劇場是一個『現身』的過程,是一個『相遇』的地方,我們在此處互相共鳴與傾吐。如果說我寫下的經驗與故事,會引起的共鳴的話,不管我和觀眾的價值觀是否一樣,或者事後的討論會往哪裡走,對我來說都是在『畫重點』--重點就是這個集體共振的過程。人只要互相面對彼此,就會有細微的改變發生。那跟你待在家、單單看著螢幕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當疾病不再只剩隱喻

2015年,小粒成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拿到一筆可觀的收入,供給她能專心創作。在此之前,許多劇本多得在有限的時間之下擠壓出來,「所以早期有很多作品,在一開始要寫的時候我就很有把握、確定最後的結果大概會是怎麼樣。當然我也會蒐集資料,不過那些資料都是幫助細節的確立,對於核心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而《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簡稱《馬密》)就不一樣了,這齣由兩廳院資金挹注,小粒原創發想,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閱讀文獻、歷史,並且與展開漫長的訪談之旅,她說:「一般短時間的田野調查,還是能抓到我想要完成的的細節;但是有充裕時間的訪談,則會直接影響我的觀點。」

以《馬密》來說,小粒最初是想要以美國劇本《美國天使》做為概念,並結合八O年代的臺灣,以第一位愛滋病例感染者田啟元的故事做為敘事主線。她沒有料到的是,九O年代的醫學進步,與「雞尾酒療法」的引進,使愛滋病逐漸成為一種慢性疾病。因之於此,疾病的隱喻性被削減,患者所面對的歧視與汙名化也都有所改變。

「同樣是兩個深愛彼此的人,對方會在三個月內死掉,或者是會拖三十年才走,相處方式絕對是不同的。有很多原本能夠忍耐的爭執,會變得無法吞下。」這是她注意到的第一個問題;除此之外,則是透過朋友的介紹,與多位愛滋病患者見面後的衝擊:「看到他們坐在我面前,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們的煩惱包括單身多年啦、無法買保險啦……這之類的,都很實際很日常。我當下的直覺就是:『我不能把他們寫死,我絕對不能把他們寫死』。」

穿上劇本,為小人物發聲

光看到一個人還活著,就激盪出他創作的無數可能。《馬密》2017於實驗劇場首演,年底於水源劇場加演同樣被秒殺,2019年初將再於國家戲劇院上演。同一時間,小粒手上的案子愈來愈多,不只劇場,也逐漸跨足影視,此外還有大學講師、駐校作家以及各單位的演講邀約紛至沓來,被問及工作量大增不會忙不過來嗎?

「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忙啦,不過我有在督促自己寫作,因為我是一切的源頭嘛。有時候看到我室友(劇場導演)在臉書發焦慮文,也會搞得我很焦慮,因為我知道如果沒有生出劇本的話,一切都沒辦法開始動。」

她說的沒錯,劇本是一切的源頭,小粒正在創造這個世代獨有的劇本風格,注入幽默活水,持續挖掘大時代中小人物的生活處境,將自己的聲音,交給每一位曾穿過她劇本的演員們,繼續發聲。

採訪撰文|郝妮爾
宜蘭人,東華華文所創作組藝術碩士。「向予書苑」負責人。出版散文集《我家,或隔壁》、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創作範疇橫跨散文、小說、劇本、童話;同時耕耘評論與採訪寫作。

攝影|犬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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