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莉穎戴著墨鏡，左手抓一袋吐司，推開咖啡廳的玻璃門，一邊吃吐司一邊說：「對不起，我真的太餓了又沒有時間吃飯，所以－－欸這吐司很好吃，妳要嗎？妳們要嗎？」她推開門的瞬間有種奇異的魅力，參雜著隨性的衝突感。
實際上，「衝突」正是她創作的特色之一。從《服妖之鑑》到《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簡莉穎的劇本儼然成為臺灣劇場的票房保證，除了流暢自然的對話，以及劇中一以貫之對性別的關懷之外，最讓人欲罷不能的就屬她的「幽默感」。在泫然欲泣處猛然插進一計突兀的動作或對話，搞得觀眾要哭不能，憤怒無法，只能大笑。例如在《妳變了於是我》，馬莉與安妮在激烈的爭吵中忽然搖起呼拉圈；又如《服妖之鑑》裡，湘君在接受審問的緊繃喬段中、警察大人忽然昏倒，靠近一看，竟是因為「大人」身上穿得一件過緊的女用內衣！
「其實我沒有在追求幽默，不過的確有刻意經營反差感。愈重的題材我就愈用輕的方式去說，像是剛剛說到的《妳變了於是我》，寫吵架的戲也是，我不喜歡看兩個人光在那裡吵架，所以加入了呼拉圈，讓那個呼拉圈一直打斷她們的爭吵。很荒謬對吧？可是生活中本來就會充滿很多玩笑與言外之意呀。」
歡迎來到約炮告解室
大家叫她小粒，從大學的畢業製作《甕中舞會》開始受到劇場界矚目。最初創作的契機，一是受到田啟元的《白水》感召，二是源自同年時家族裡發生的性騷擾遭遇，前者是媒介，後者是渴望訴說的內容，推使她創作出第一個作品：《我們》。
「寫下《我們》這齣戲，也算是拯救了我。讓我知道自己不是唯一面對這問題的人，但下一步就會想：為什麼這麼多人都會有類似的遭遇？也因為這樣，讓我不太信任人，所以把自己放在角色裡，對我來說，劇場是個以虛構包裝，藏有很多真實的經驗，我可以不用這麼直接暴露自己的地方。」
童年使她不信任人，同志身分則讓她不信任自己的身體。這部分的焦慮在《妳變了於是我》顯現，劇本中馬莉佩戴假陽具、想變成男人，全是願能與安妮相愛、成為「正常」伴侶的渴望。對於自己女性的身體，是否能被另外一名女性深愛與認同，這份不確定感曾經有很長一段時間折磨著小粒——「因為這樣，過去大概持續了一年的時間吧，我瘋狂地約炮。」她說。
「但不是為了性慾，而是希望自己的身體能被別人肯定。可是沒多久就開始覺得無聊，真的無聊死了，彼此身體的接受度明明就很假，如果不帶著一點表演成分的話根本做不下去啊。」
收錄在她第二本劇本集中的《直到夜色溫柔》所呈現的約炮文化，就是源自此時期的經驗，小粒接著說：「約到最後，我都覺得自己很像教堂裡的告解室，打砲完對方會瘋狂地講話，她們問我是做什麼的？我大多時候都說我是老師（笑），然後靜靜地聽她們說。可是當然不是每次對話都很有趣，就漸漸不約了。」
我與你的集體共振
離開約炮習慣，除了因為「無聊死」之外，也是因為她慢慢從這些年來的創作中慢慢找到定位，不必再藉由他者來肯定自己。
小粒的作品，大抵環繞著性別議題，但是觸角多元，從性向、性別認同，到九Ｏ年代後的愛滋病；近幾年也透過經典劇本的改編，深刻處理家庭問題。
面向社會關懷的創作者，經常會有一種無力可施的感覺，畢竟這些問題不斷地被討論，但是同樣困境依舊天天上演。對此，小粒點點頭說沒錯，許多事情乍看之下好像不會改變，各種暴力仍然正大光明地在各處遊走，但是「戲劇從來就不是來解決問題的，也無法給你一個正確的方向。」她說。
那麼倘若如此，我們為什麼還需要戲劇？為什麼需要走入劇場呢？她想了一回兒，說：「正是因為劇場沒有辦法去傳達非黑即白的價值觀，而是描寫人性的暗面模糊之處，所以我們才看戲。有時候你可能在看戲之前就知道結局，即便如此，我們的經驗還是會被重新召喚。劇場是一個『現身』的過程，是一個『相遇』的地方，我們在此處互相共鳴與傾吐。如果說我寫下的經驗與故事，會引起的共鳴的話，不管我和觀眾的價值觀是否一樣，或者事後的討論會往哪裡走，對我來說都是在『畫重點』－－重點就是這個集體共振的過程。人只要互相面對彼此，就會有細微的改變發生。那跟你待在家、單單看著螢幕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
當疾病不再只剩隱喻
2015年，小粒成為兩廳院駐館藝術家，拿到一筆可觀的收入，供給她能專心創作。在此之前，許多劇本多得在有限的時間之下擠壓出來，「所以早期有很多作品，在一開始要寫的時候我就很有把握、確定最後的結果大概會是怎麼樣。當然我也會蒐集資料，不過那些資料都是幫助細節的確立，對於核心沒有太大的影響。」
然而《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以下簡稱《馬密》）就不一樣了，這齣由兩廳院資金挹注，小粒原創發想，花了一年半的時間閱讀文獻、歷史，並且與展開漫長的訪談之旅，她說：「一般短時間的田野調查，還是能抓到我想要完成的的細節；但是有充裕時間的訪談，則會直接影響我的觀點。」
以《馬密》來說，小粒最初是想要以美國劇本《美國天使》做為概念，並結合八Ｏ年代的臺灣，以第一位愛滋病例感染者田啟元的故事做為敘事主線。她沒有料到的是，九Ｏ年代的醫學進步，與「雞尾酒療法」的引進，使愛滋病逐漸成為一種慢性疾病。因之於此，疾病的隱喻性被削減，患者所面對的歧視與汙名化也都有所改變。
「同樣是兩個深愛彼此的人，對方會在三個月內死掉，或者是會拖三十年才走，相處方式絕對是不同的。有很多原本能夠忍耐的爭執，會變得無法吞下。」這是她注意到的第一個問題；除此之外，則是透過朋友的介紹，與多位愛滋病患者見面後的衝擊：「看到他們坐在我面前，對我的影響非常大。他們的煩惱包括單身多年啦、無法買保險啦……這之類的，都很實際很日常。我當下的直覺就是：『我不能把他們寫死，我絕對不能把他們寫死』。」
穿上劇本，為小人物發聲
光看到一個人還活著，就激盪出他創作的無數可能。《馬密》2017於實驗劇場首演，年底於水源劇場加演同樣被秒殺，2019年初將再於國家戲劇院上演。同一時間，小粒手上的案子愈來愈多，不只劇場，也逐漸跨足影視，此外還有大學講師、駐校作家以及各單位的演講邀約紛至沓來，被問及工作量大增不會忙不過來嗎？
「一直以來都是這麼忙啦，不過我有在督促自己寫作，因為我是一切的源頭嘛。有時候看到我室友（劇場導演）在臉書發焦慮文，也會搞得我很焦慮，因為我知道如果沒有生出劇本的話，一切都沒辦法開始動。」
她說的沒錯，劇本是一切的源頭，小粒正在創造這個世代獨有的劇本風格，注入幽默活水，持續挖掘大時代中小人物的生活處境，將自己的聲音，交給每一位曾穿過她劇本的演員們，繼續發聲。
採訪撰文｜郝妮爾
宜蘭人，東華華文所創作組藝術碩士。「向予書苑」負責人。出版散文集《我家，或隔壁》、長篇小說《卡西與他們的瓦斯店》。創作範疇橫跨散文、小說、劇本、童話；同時耕耘評論與採訪寫作。
攝影｜犬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