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有外國訪客來到國家人權博物館，常常可以看見陳欽生前輩接待的身影。前輩謙虛地說，可能因為他是馬來西亞長大的孩子，英文剛好較流利，才有機會接觸這些外賓。他補充道，如果訪客是說日文的，通常會由蔡焜霖前輩負責。事實上，陳欽生的華語是在綠島坐監時，才漸漸學起來的；英語是他童年階段較通熟的語言。
英語帶來寬廣的世界
誰也沒能料到，這種語文條件是他捲入白色恐怖的背景因素之一，1971年陳欽生因「臺南美國新聞處爆炸案」被誣陷。當年他來臺讀大學，華語差，去美新處是為了追趕功課，其他馬來西亞僑生讀華校中學，華語根柢深，不像他讀得那麼辛苦；所以他都是一個人去埋頭苦讀。頻繁出入美新處，卻使他被鎖定為涉案者。
華語不好，其來有自。陳欽生自小被多種語文環繞，小學必須同時讀英文、馬來文和中文，中學讀英制天主教學校。家裡說客家話，在外和印尼人、馬來人玩伴說英語，和廣東人結識又學廣東話，其實他平時沒什麼機會說華語。
陳欽生說起自己幼時受的英語教育。1957年馬來西亞獨立以前，學校考試參考英國劍橋大學的制度，所以他寫過的考題大都是英文。高中開始要讀莎士比亞，由年邁的英國籍老師授課，課堂讀的英文相當深奧，也要訓練英文寫作。「家裡面雖然沒有報紙，但老師會剪報給我們看。」陳欽生最愛的英文刊物是《讀者文摘》，地理、歷史、科技等等，主題五花八門，世界各地的時事與新知都含納其中。他甚至會寫信和外國筆友交流，彼此交換郵票。英文學養為他開啟更大的世界。
來到臺灣之後，臺南美新處的圖書館繼續餵養他對於英文閱讀的渴求，館內許多書報和雜誌從美國直送而來，當然也包含他愛不釋手的《讀者文摘》。陳欽生坦言，原本他的英語偏向英式口音，在那裡他接觸到美軍的美式英語，頗為受用。可惜這樣一個遠渡而來的僑生，勤奮學習的單純節奏，被白色恐怖打斷。進到監獄以後，還能閱讀英文嗎？如果他中文不佳，有沒有人能和他交心談話？
牢裡的英語專家
陳欽生回憶道，剛進去頭幾年，他萬念俱灰，什麼事都不想做，連跟人搭話聊天都提不起勁。在心情最差的時候，因郵包爆炸案被押的王幸男剛好來到綠島。難友們不忍見他寂寥，於是王幸男交代家人寄來厚厚一套《羅馬帝國衰亡史》英文原著和一本英漢字典，委請陳欽生幫忙翻譯。才翻不到半本，陳欽生就被調到圖書室做外役。這段時間，他轉變心境，決意好好鍛鍊自己，學點東西。圖書室裡頭上千本中文藏書，除了八股的政治書籍，他全讀遍了，同時編整出完善的借書目錄。
後來難友黃華和張星戈，還來找陳欽生學英文。同時期，在綠島有另一位英文專精者柯旗化，兩人是否有交流？陳欽生說，他們關在不同區域，未曾遇過，不過在裡頭聽說柯旗化寫的《新英文法》在書市熱銷，1983年出獄後他有去找來看，「裡面文法的結構和順序，幾乎就是我在馬來西亞讀的英文文法課本。舉的例子，我好像也有讀過。」時空交會的巧合，特別有意思。
用英文說故事
2010年左右，陳欽生開始投入人權推廣教育，不吝於講述自身經驗，也多次用英語和來自各國的訪客交流。2020年出版了英語回憶錄Facing the Calamity，並於2023年再版。為何有這系列出書的念頭？陳欽生解釋，最早是因為外國賓客來參觀，停留時間有限，往往會問有無資料可以帶回去讀。他評估自己也許有能力幫忙，便陸續完成中文的口述訪談錄，以及英文的回憶錄。
面對外國人和臺灣訪客，是否說的方式有差？陳欽生思忖道，用英語或華語來闡述，基本上不會因為語言而有內容或意涵的差異。不過，他說故事的方法確實經歷一段極為關鍵的轉型，可以說是某種心態與情緒層次的翻譯。這得從他如何說出來、走出來，種種的源頭說起。
說故事帶來痛苦
出獄三年後，1986年陳欽生終於取得臺灣的身分證，1988年結婚成家令他拾回人生重心，敢於期盼未來；此後二、三十年間，受壓迫的往事被他擺在一邊，封存起來，因為唯有這樣才能若無其事地生活下去。最先找上門，說要進行訪談的是林世煜。2009年陳欽生接到林世煜來電，多次拒絕未果，最後勉為其難地答應受訪。要回溯和說出受難遭遇、被刑求關押的細節，這對陳欽生來說，痛苦萬分。
第一次訪問，僅僅觸及故事的十分之一，他就難受得講不下去；為了避開最殘忍的片段，還刻意隱瞞和修正。打開幽暗的記憶，陳欽生說，那天以後他有整整兩個禮拜，夜不成眠。只要眼睛一閉，那些景象就會重複倒帶和播放，持續困擾著他。所幸，透過一次次對人訴說，「慢慢的，睡不著覺的機會就越來越少。」哀愁似乎能夠代謝。
換一種語言說
而後和蔡焜霖前輩相識，兩人性格相近，感情要好，他們常常討論要用什麼心態面對往事。陳欽生直言，被捕、出獄到取得身分證以前，他心裡充滿了恨；遇到幾個願意幫助的人，怨懟之心才慢慢淡化下來。2010年要出面說故事時，陳欽生已在其他組織擔任志工，看到他人的慘況，知道世間苦難百態。再者，他也想考驗自己，能否承受那種回顧過去帶來的壓力。表面上，碰觸黑暗勾起的波濤，有隨時間減緩，但陳欽生一直在尋找徹底解決的辦法，舒緩講故事伴隨的後遺症。
某次，他和蔡焜霖前輩受邀到中研院分享，進而接觸到創傷理論。創傷治療師告訴陳欽生，如果他習慣帶著悲情去述說，能讓人感動，獲得同情和認可，不過自身也會受到傷害；等於要把自己反覆擺置到苦難的圖景之中。治療師接著建議他，把悲觀轉成樂觀，把負面情緒換成正面的，對聽眾先不抱期待，試看看這種說故事的方式。陳欽生個性裡有試過才知成效的執拗，他花了近兩年時間，每次要說以前，都提醒自己。好不容易，他慢慢轉變姿態。「到今天我講故事，變得沒有任何壓力。」提取晦暗回憶，不再能夠擾動他眼前的生活。陳欽生說，他只會覺得為自己愛的土地，又做了一件好事。
用歷史的觀點說
外國訪客也訝異於陳欽生的語言和心態，佩服臺灣的受難者，有辦法不帶仇恨地看待過去。陳欽生強調，控訴沒有作用，只要陳述歷史事實就好了。他直指概念的曖昧處，現今大家談論轉型正義、真相與和解。但追根究柢，每個人認定的正義可能不同；從個體出發來說，每個人遭遇過的真相為何，人們各自心底再清楚不過。所以真正應該訴求的，是社會共同的正義，是國家歷史的真相，是公眾層次的語言。「我當作這個故事是發生在某人身上的。」應和著這種核心信念，陳欽生也把他個人的苦難，轉換和翻譯成一種歷史的敘事。
西班牙怎麼面對佛朗哥政權的迫害、德國用司法制裁帶來平反、捷克和波蘭採除垢式作法，戴克拉克總統分享南非以赦免式鼓勵加害者現身，那麼臺灣的轉型正義該怎麼做？陳欽生和外賓互動時，會徵詢他國經驗，同時說明臺灣遇到的困難，以求借鏡。有些外國訪客的回答令人意外：「你們以為其他國家做得比較好，其實我們還有很長很長的路要走。我們的問題不會比你們的少。」而且臺灣國情不同，應有屬於自己的軌跡，很難照搬複製他國的措施。
外國訪客之中，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特別讓陳欽生印象深刻。裴洛西行程緊湊，略有疲態，但她仍然穿高跟鞋挺立，來園區了解臺灣的白色恐怖歷史。幾個月後，裴洛西特別送來感謝信，向他致意。使得陳欽生更加確信，人權推廣有其意義，尤其能讓外國人知道，臺灣的民主得來不易。
人權有跨國界的串聯，更有歷史的連綿。2010年，為了感覺自己的耐受程度，陳欽生接受曹欽榮建議，到景美看守所走走看看。事隔多年，他首次回到可怕的傷心地。他不敢進去卻又好奇地在外徘徊，這時他巧遇一位五○年代的受難者前輩，得到對方相當大的鼓舞。可惜至今陳欽生還是沒查出這位前輩的姓名，但這大概不構成遺憾，因為說故事的心意和勇氣，在他身上延續了，其中都承載著同一種歷史的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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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詹斯閔
讀哲學，甘露水臺文所研究生。篇章見於《廢話電子報》等處。正在寫論文和劇本。正在祈禱創作的餘裕降臨。
圖｜國家人權博物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