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側記賴香吟、朱宥勳對談:日治時期的書店與誰共時?

written by 朱宥勳 2019-08-17
側記賴香吟、朱宥勳對談:日治時期的書店與誰共時?

七月中旬的一個晚上,賴香吟和我在台中中友百貨的誠品書店對談。在「百貨公司+書店」進行這場對談,是一種有趣的時空疊合。這兩種場景,都是日治時期首次出現在台灣的,是當時嶄新的都市生活與文化生活。當時的作家大概不太可能想到,有朝一日會有一群人、聚在同樣的空間裡,卻把他們生活中的新潮事物當成遙遠的歷史來談吧。

而坐在中友誠品裡面的我們,如果真的穿梭時空回到了他們的面前,恐怕也要有點赧然地說:其實啊,在很多地方,你們比我們更有未來感呢。

比如說,文學。這場對談的主題是「文字內外層疊擾動:從日殖時期文學看創作與翻譯」,是台中美術館「共時的星叢」展覽的延伸活動。賴香吟和我從兩個不同的尺度切入,談論日治時期的「翻譯」與「文學」。賴香吟自稱談的是「前史」,是日本與歐洲文化交流的大背景;而我則補上這些交流,如何意外成為台灣人面對殖民處境的養分。

賴香吟從十七世紀清朝的「禁海令」談起,因為中國關上了貿易之門,於是歐洲商人轉向與日本做生意,從而催生了日本的歐洲熱與歐洲的日本熱。到了一八六七年的巴黎世界博覽會,日本攜帶了浮世繪、和服、漆器等商品參展,大獲好評。隔年,日本開始了「明治維新」,啟動「脫亞入歐」的歷程。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日本將一八九五年取得台灣為殖民地這件事,視為自身與歐洲列強比肩的證明。明治時期的文學,如尾崎紅葉、幸田露伴、坪內逍遙、森鷗外、二葉亭四迷、夏目漱石等作家,便成為吸收歐洲養分而轉化日本文學的代表。賴香吟特別集中談論了曾經來台擔任軍醫的森鷗外,他翻譯了王爾德、歌德、安徒生、歌德、拜倫、海涅等人,是促進歐日交流的重要樞紐。

我則接著明治維新以後的線索,來談非常喜歡海涅的台灣作家龍瑛宗。對於日治時期的作家來說,「翻譯」跟「文學」有兩種狀況:一是在新文學運動後,引入了中國的白話文為書寫基底,但作家卻是以台灣本地的母語思考,因而在寫作時必須在腦內進行第一重翻譯,這使得台灣早期的文學作品帶有混合的性質。二是在受過日本帶來的現代教育,他們也意識到了日本對「脫亞入歐」的渴望,因而採取了「透過日文譯本閱讀歐洲作品,並以歐洲的思想資源來對抗日本殖民政府」的策略——「日本人崇拜歐洲而欺負我們,我們就拿歐洲的東西來壓你。」在這個脈絡下,台灣作家也積極吸收歐洲的文學養分,甚至以此醞釀「反攻中央文壇」的資本,龍瑛宗便是其中代表性的作家。在對談中,我們選讀了龍瑛宗〈趙夫人的戲畫〉這篇小說,讓大家感受一九三九年的台灣文學是何等的前衛,竟已能圓熟操作一九八○年代才大行其道的「後設小說」。對談的最後,我們也談到了一九四三年之後,殖民政府透過「糞寫實主義」論戰併吞了台灣文學所有的抵抗陣地,從而終止了這套「以歐制日」的文化抵抗策略,也彷彿為接下來台灣文學的黑暗期做了預告。

兩個小時的對談,自然不足以承載整個二十世紀的重量,我們的漫談終究只能是蜻蜓點水的。然而,當我們坐在二○一九年的誠品書店,舉目四望都是翻譯書,本土自製書仍處於相對弱勢時,對這樣的歷史更加不能無感吧。更弔詭的是,翻譯書的數量雖然巨大,但我們的視野,與八十年前龍瑛宗及其同時代作家所逛的書店相比,視野反而更窄、更陳舊了。

他們的書店與歐洲最新的思潮共時,而此刻的我們呢?拿掉美國和日本的濾鏡,恐怕就所剩無幾了吧。這也是他們所沒有想像過的未來吧。


「共時的星叢:『風車詩社』與跨界域藝術時代」
時間:2019/6/29~9/15
策展團隊:黃亞歷、孫松榮、巖谷國士
地點:國立臺灣美術館101.102.201展覽室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美術館
紀錄撰文|朱宥勳

一九八八年生,畢業於清大台文所。已出版個人小說集《誤遞》、《堊觀》,評論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長篇小說《暗影》,與黃崇凱共同主編《台灣七年級小說金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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