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八年夏天，我到美國愛荷華參與「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IWP），這是一九六七年由保羅．安格爾（Paul Engle）和聶華苓共同創辦的國際作家駐村計畫。駐村第一天的狂暴風雨打溼了這座大學城，作家們分批被載往開幕派對的湖邊會場。還在排隊等著領取餐點，我遠遠瞥見疑似聶華苓的老太太坐在最靠近講台那桌。我草草填了肚子，主動靠過去打招呼兼自我介紹，九十幾歲的聶華苓臉色亮起來，問我：「怎麼樣，來了這兒以後跟原本想像的有什麼不同？」當晚我和同期駐村的中國詩人蔡天新、香港詩人周漢輝就到訪了那座山坡上的鹿園家屋，走進世界文學的客廳。之後的兩個多月裡，我時常想起聶華苓那個問句。
對照記
一九四九到六○年間，聶華苓在雷震主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擔任編輯，也在雜誌社出版個人第一本作品集。她在台生活的最大轉折是一九六○年的「自由中國事件」。雷震等同仁被捕、雜誌被查禁，她和家人都深陷恐懼陰影，她過著形同軟禁的生活，也無法出外工作。然而正是在這段困頓時期，她寫作養家，寫出第一本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也嘗試以英文寫作。接著陸續受邀到台大、東海講課教現代文學創作，直到一九六三年的第二個轉折出現：時任愛荷華大學作家工作坊（Iowa Writers’ Workshop）總監的保羅．安格爾訪台，偶然結識了聶華苓。隔年，聶華苓受邀飛往愛荷華，成為日後帶領台灣文學「出國」的重要推手。
漫步在愛荷華的街上，有時會撞見腳底鐫刻著馮內果（Kurt Vonnegut）或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的句子。我知道余光中、瘂弦、商禽、鄭愁予、楊牧、王文興、白先勇、林懷民都曾在這座大學城晃盪。我到大學圖書館調閱他們的畢業作品，在特藏檔案室翻閱過往駐村的華文作家資料。絕大多數作家的相關資料都是一到幾個資料夾，計畫創辦人聶華苓的檔案則有八箱。聶華苓的檔案箱大多是不同版本的中英文手稿、打字稿，在中港臺發表的作品、訪談、報導等報刊材料。其中當然以她的兩部長篇小說手稿最為重要。當我看到《桑青與桃紅》的手稿首頁，不免想起這本小說的曲折命運。
歷來關於《桑青與桃紅》的討論不少，不同時期引發不同解讀觀點，這表示小說本身足以抵抗時間的氧化，時時保有鮮明光澤。聶華苓的創作主力在小說，一九六四年到美國前，她已在台出版三本中短篇小說集、一本長篇小說。但聶華苓說，到美國後，「好幾年寫不出一個字」，可能要適應新的語言環境，也可能是掛心還在台灣的兩個女兒。書寫《桑青與桃紅》前，她花了大量時間做功課、收集材料，要到一九七○年才在聯合報副刊開筆連載。然而連載沒多久就被腰斬，轉至香港報刊發表，第一次成書出版是一九七六年，也在香港。要到台灣解嚴後的一九八八年，《桑青與桃紅》才首次在台出版。
如果以小說內容來推測當年被中止連載的緣由，多半因為小說不與當時國民黨政府彈同調，小說家有她自己對於抗戰時期到七○年代的歷史記憶。據聶華苓的說法，原先收集的材料足夠寫出四、五本小說，最終她擇取四個片段，既獨立且連貫，呈現一個十六歲的少女在時空激盪下的裂變出另一個自我。
圖片來源：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官網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語言。小說開篇就以「桃紅」的高音放言建立這個角色，透過移民局官員的眼光來觀看自稱桃紅的女子住所，牆上滿是狂人囈語。隨著情節推動，讀者逐漸明白主角「桑青」和「桃紅」其實是一人分裂成兩角。此時小說的驅動力轉變成「為什麼桑青會一步步變成桃紅？」作者剪輯桑青的四個人生段落，依序是一九四五、一九四八至四九、一九五七至五九、一九六九至七○，以簡御繁寫出一個中國少女在二戰尾聲、國共內戰、台灣白色恐怖年代乃至赴美後的大歷史。作者大量使用書信、日記、新聞剪報等形式，營造私我傾訴氛圍，在個人述說中消融了大歷史的硬度，散發柔軟、不安的情緒。例如在第一部，十六歲的桑青與女同學史丹搭上長江三峽的渡船，天空深處傳來戰爭的聲音，船上的乘客也在跟洶洶大河奮戰，生死之際的擱淺時分，眾人對賭做樂，肉身做注，速寫船上的食色慾望。第一部結束在日本投降、船隻總算乘水再起，而桑青也終結了自身的少女時代。第二部起始於逆向飛行的班機。中共八路軍包圍北平，桑青卻從南京飛往北平結婚。時局透過廣播穿插在圍城裡的生活，私人情慾在家國高壓下湧動不止。第三部則是在閉鎖的閣樓間，寫一家三口的藏匿故事。萎頓的丈夫、屈辱的妻子和活在幻想中的小女孩，共同隱喻著彼時的困境台灣。第四部以桑青面對美國移民局官員的審查開場，讀者在對話中可推敲補足桑青的半生遭遇，也慢慢察覺到她在自我壓抑的過程中，漸漸析離出桃紅，來抵抗現實的催逼。小說以桑青迂迴而執拗的低音為主要敘事者，且不時調用桃紅放浪而尖銳的高音加以製造矛盾，隨著情節進展，桃紅逐步取得愈來愈強的聲音，也使得小說的走向難以預想。
整部小說隨處可見反差對比的並置，從兩種敘事聲腔，到小我的生存對照國家的存續，大段落的個體生命每每插入匕首般的集體事件，於是小說呈顯的並非以小見大的差序結構，而是抽象的國族意識不比具體的自我覺醒更重要。此書不僅在聶華苓全部作品中處於核心，也在當年的肅殺氣氛下顯得難能可貴。因為二十世紀民族國家的膨脹，正是一面吸收個體精血，一面壓制獨立反思的空間，不斷複誦著「沒有國哪有家」、「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麼而要問你為國家做了什麼」這類國族咒語。小說潛藏著另類版本的歷史，在在以多聲道噪音挑戰、乃至突破了封印結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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聶華苓的三本長篇小說分別在一九六○、七六、八五年出版，自傳《三生三世》首次出版則是在二○○四年。二○一一年，聶華苓在自傳架構上添加先前數本散文集內容，增訂為《三輩子》。如果從自傳倒回去看三本長篇小說，四本書就像一部典型的四樂章交響樂曲。
聶華苓時常挪用自身經歷化為小說基礎，最明顯的是三本小說均有關鍵情節脫胎自她少女時期的流徙、求學經驗。《失去的金鈴子》寫苓子在考完大學後，獨身前往三斗坪與母親重逢，細筆描繪抗戰時期的偏遠山村，以及生活其中的人如何在新舊規範中游移、對抗和掙扎。這就像是第一樂章，輕快素淨的奏鳴曲式，透過十八歲大姑娘之眼，從四川到鄉間，體驗蟲魚鳥獸的鄉村時光，摸索晴雨不定的少女情懷。聶華苓寫於一九八五年，未曾在台出版的三十萬字長篇小說《千山外，水長流》，可視為第二樂章。這本小說以二戰後出生的中美混血女子蓮兒為主軸，寫她在一九八二年赴美國愛荷華留學，拜訪從未謀面的美國父親的家人。蓮兒的父親出身愛荷華石頭城，二戰曾赴中國戰區，偶然認識蓮兒的母親柳風蓮，並在中國內戰末期以記者身分再到中國，留下遺腹女。小說寫蓮兒如何在成長過程中與共和國一同狂飆，又如何因血緣、長相備受歧視。書中第二部以大篇幅的書信體加眉批，從母親的口中轉述她與美國父親的情緣始末，蓮兒才漸漸化解多年來對父母雙方的心結。我們可以輕易地從這段故事映照出作者身影，甚至聯想柳風蓮即是一九四九年後選擇留在新中國的另一版本的聶華苓。一如典型的第二樂章，這本小說承接了《失去的金鈴子》的世界，也拓寬了時空界線，徐徐開展兩座大陸之間的移動，演繹一個女子在異鄉中認識自己。二十萬字的《桑青與桃紅》則是第三樂章。讀者看到的是以桑青與桃紅的精神分裂（Schizophrenia）聯手獻上的諧謔曲（Scherzo），帶點尖刻，笑謔，還有些刺人的奇情。同樣的，我們可從中對應到作者輪廓（搭船過三峽、入北平圍城、出逃至台灣、赴美定居），卻也能看到這些經驗在變造後，長成了小說的血肉。來到第四樂章，厚重的《三輩子》有如輪旋曲式，層層迴旋交疊聶華苓大半生漂泊的生命史。讀者可以在書中發現苓子、柳風蓮、桑青的行蹤，可以找到種種分散在三本小說中的細節，印證小說家在紀實與虛構之間遊走的軌跡。這是小說家嘗試顯影的中國女子群像，她讓小說角色代替自己去過平行世界的生活，遭逢不同的處境，看看那些生命歧路的盡頭可能有些什麼。
在愛荷華駐村的兩個多月裡，我一共見到聶華苓四次。每次她總要問「怎麼樣，來了這兒以後跟原本想像的有什麼不同？」我猜這五十多年來，她可能問過來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們幾萬次。但她永遠像是第一次問那樣充滿好奇，期待對方的回答。她就像她的小說，總是從各種角度一次次叩問命運，彈奏機遇之歌，並且細細聆聽。
圖片來源：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 Website 
《桑青與桃紅》，聶華苓，時報出版
聶華苓這部獲得國際肯定的小說，以印象式速寫及戲劇性的表現形式，強烈的爭議話題，成為作者最具特色之代表作。
七○年代初，《桑青與桃紅》在《聯合報》副刊連載時，因政治和性的尺度問題被迫腰斬；一直到世紀末的二十多年間，這部小說一如小說主角經歷飄泊與離散，到處流浪，陸續有中文各地區的出版社出版。如作者形容：「有大刀亂砍的版本，有小刀修剪的版本，有一字不漏的全本。」一九九○年，《桑青與桃紅》獲美國國家書卷獎，此後成為離散文化（Diaspora）研究的文本，是探討女性文學、少數民族文學、移民文學的必讀經典。時報文化於一九九七年推出的，是在兩岸三地出版的第七個版本，當時做為「新人間」系列的第二號作品，在華文小說界的標竿性地位不容小覷。而今轉眼過了二十三年，此書又已絕版多年，殊為可惜，並且在不知不覺間已經成為有志創作、喜愛文學的青年學子作家流傳學習、卻苦於不易取得的文學經典，因此時報出版決定再度推出新世紀珍藏版，以饗讀者。
正如李歐梵教授為文所述：「這本書的意義，隨時代的變遷而不同。」七○年代初出版的時候，其藝術性是前衛的，被解讀的面向側重在政治性，八○年代，轉而被視作探討女性心理的開山之作。九○年代，《桑青與桃紅》又被納入離散文化研究的領域，許多美國大學教中國文學的教授都採用這本小說作教科書，也榮獲美國國家書卷獎肯定，並獲美國出版社保證「永不絕版」。李教授說得好：「在這個世界性的移民大地圖中，我們都是桑青與桃紅的子孫。值得我們慶幸的是，這本小說終能經得起時代的考驗而永垂不朽。」
聶華苓照片攝影｜陳建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