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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屏瑤╳向光植物:我們該如何長大?

written by 林新惠 2018-11-23
李屏瑤╳向光植物:我們該如何長大?

「想哭的話就哭出來噢。」學姐說。

她將腳踏車騎上椰林大道,下午時分路上滿滿的人與車,我的眼淚已經滿到天靈蓋。她抓住我的手,讓我環抱她的身體,讓我輕輕依靠,我無可抑止地在安全帽裡哭了起來.學姐只是不斷地讓著校園裡的小路,直到天色全暗。
——《向光植物》

那是班雅明描繪的經典圖像:歷史的天使背向未來,面對過去;過去的殘骸自遠方席捲而來,在天使面前堆高成浪。寫作者面臨的亦如是。在那幾乎壓頂的殘骸之浪前,小說家凝結時光,將殘骸重新提煉、揉塑。殘骸成形,是如今不復存的高中游泳池,是至今已面目全非的大學系學會,小說家輕輕一推,地景如模型落地,重生,隨之人物的生命經驗始得搬演。在幻滅一切的時光洪流中,李屏瑤相信,文學走得比社會慢,但文學終究會是最堅實的後勤部隊,提供故事、經驗和論述。

從最美好的時候開始

《向光植物》是李屏瑤的第一本小說。集結、整理自她在PTT連載的小說《老夏天》,更名後的《向光植物》,描繪從高中生涯開始的,一群女生和女生之間的故事。故事要從高中生涯開始,因為,李屏瑤認為,要寫一部女同志的成長故事,首先要讓她們從最美好的時候開始,而後歷經傷害,而後生存。「我想要讓敘事從脫離現實的無菌室(高中),到大學是個過渡,然後世界逐步瓦解,這樣一個過程」。於是《向光植物》不僅是女同志的戀愛故事,而更是一段「現實」逐漸龐大的敘事軸:從高中封閉的校園將現實隔絕在外,到了大學身邊的人際關係因現實動盪而重新洗牌,到了出社會後,無能為力的生離死別。人和現實的關係越來越緊密,逐漸被現實的粗礪磨蝕,直至毀傷。

毀傷,但不悲情。相較於台灣同志文學慣有的認同困難導致的悲劇、和原生家庭無解的衝突導致的悲情、在情慾糾葛中醞釀的妖豔魔惡,《向光植物》的故事一如書名所示,在偏暗色調的台灣同志文學系譜中,抽芽,但不回歸暗土,而是向光生長──書中女主角及其高中初戀的學姊,在繞過將近十年的人生路之後,歷經各種誤解、不解、無解,終於跨越多如高中制服百褶裙般的溝塹,達抵彼此。這種幾乎happy ending的成長故事,在台灣同志文學的脈絡中,並不多見。李屏瑤設計這樣的故事,自是曉得文本的社會性意義:「我這一輩可能都是讀邱妙津長大的,等於邱妙津像是一個樣本的存在。可是如果我們能接觸到的樣本都是悲傷的,這件事會很可怕。」自我認同的困難和掙扎不可能沒有,因為同志總是處在異性戀預設的世界,總是會在某個成長的節點不停質問自己為誰,但這些質問不必總是朝向悲劇的、自溺的方向走。「我希望《向光植物》提供一個順暢一點的認同過程」,這是李屏瑤寄望於文本的期待。

也是在故事順暢這個層面上,《向光植物》如李屏瑤所言,是一個「好進入」的故事。儘管是一個女同志的故事,甚至前半部故事背景是高中女校,李屏瑤仍然希望這本書能訴諸非女同志、非同志、沒有念過女校的人的共感。女校不必是閉鎖的時空,而能是開放的,不限於特定性別、階級、知識結構等等。為此,李屏瑤特意模糊了作為故事背景的地景。雖然以中山女高為原型,但實際上文本中並沒有特別明指中山女高的相關地景,且些許地景也有所微調、變貌。只有少數對作者個人較為重要的元素(如排球),以及小說中重要事件發生的景點是實際素描了中山女高的內部空間(如活動中心和泳池)。但這些中山女高的元素仍然能訴諸普遍大眾的高中生活經驗──畢竟,高中校園總會有某項特別風靡的運動,有那些隱微的校園角落,讓人為運動場上的那人悸動,讓人在校園角落裡陷落另一個人的眼神中。模糊化高中地景的經營或許是成功的,李屏瑤在讀者回饋中收取到小說「訴諸共感」的成果:「有異男告訴我,看了《向光植物》後想讀女校。」

樹洞與黑洞

卻也是在讀者回饋中,《向光植物》為李屏瑤展開了現實社會的暗向。《向光植物》出版後,李屏瑤參與多場宣傳活動,意外地成為許多讀者的樹洞。尤其台北市以外的讀者,身邊缺乏支持系統,懷藏許多無法言說的祕密,只得向李屏瑤這種遙遠而熟悉的陌生人傾訴。有和李屏瑤差不多大的讀者,和交往十幾年的伴侶分手,但身邊沒有任何人知道,所有戀愛和失戀的艱難只能獨自承受;有年過中年但遲遲無法向家人出櫃的女同志,家人從逼婚到放棄勸婚,自己也早已放棄尋找伴侶的想望,就此在家當乖女兒;有人想參加書的宣傳活動但又擔心被發現,還特地繞到其他縣市參與。「聽這些故事感覺很絕望,」李屏瑤說,「我們看許多以前的同志小說,也許覺得現在比以前好很多,可是一離開台北,狀況可能沒有前進多少。」

同志該如何生存?曾經,從中山女高到台大,走上彷彿象徵「通往未來的康莊大道」的椰林大道上,李屏瑤自承,考上大學的感覺與其說像是一般青少年的海闊天空,毋寧更接近如釋重負:「證明自己不是劣質品,證明自己不是次等的存在,感覺要比其他人更優秀,才有存在於世界的資格。」生於異性戀主宰的世界,同志似乎總在逐步發現自己的歷程中,也逐漸認識那社會結構給定的「存在的不正當性」。這種不正當性,往往在同志的生命經驗侵蝕出一個巨大的黑洞,深邃的匱缺,督促他們在其他方面爭取更高的成就,才能「彌補」身為同性戀者的「不足」。

但這樣的生存方式總不是永久之計。如同那些揣著祕密,恆久閃避、躲藏的讀者,那樣的方式也總是冒著毀傷自我的風險。更別說像邱妙津那般,悲劇性地和自我的生命本質衝撞。「同志亦凡人,但當時(考上台大時)我還沒有這層體悟」,許多年後,李屏瑤明白事情不該是這樣的。同志的成長會因為同志的身分而面臨高於一般人的生活困難,但在某個層面來說,同志也如同一般人一樣生活著。但這個長大的過程,在台灣同志文學的脈絡中卻是一個空白。同志該如何長大?離開高中的排球場、關上大學的活動中心紅色大門之後,同志將要過著什麼樣的日子?在女同志的文學中,高中有《擊壤歌》、大學有《鱷魚手記》、成家有《人妻日記》,但從大學畢業到找到固定伴侶成家這中間,女同志的生活是如何的風景?意識到這一點,李屏瑤認為《向光植物》的角色,就是從畢業到成家之間的銜接橋樑。「『我們該如何長大?』,這件事一直沒有在女同志文學中提到。我們該如何面對失戀,如何控制住傷害,如何走過這一切而後成人、工作,我想寫的其實是這些過程」。

文學是一場持久戰

書寫為故事的這些過程是橋,是路,是指引,讓正在成長中的同志們曉得,沒有問題的,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模樣長大;你會遇到困難,你會痛苦,但你會走過去。如同《向光植物》的橋樑角色,李屏瑤也認為自己在面對讀者的回饋時也是像橋梁一般的中介者。李屏瑤會在回覆讀者時介紹同志諮詢熱線等資源,讓這些缺乏支持系統的同志,能有管道建立自己的舒適圈、找到友善的人群。「我無法解決他們的問題,但就是想辦法讓他們覺得自己並不孤單。」甚至,《向光植物》也是某種程度的「出櫃教戰」──除了描寫了幅跨十年的女同志成長歷程,書中也有三種不同類型的和原生家庭的衝突。有可溝通的長輩,有無特定表示的家庭,也有激烈反對的家長。李屏瑤說,書中呈現面對不同的家庭的不同抗戰方法,但無論如何都要明白,「和原生家庭的衝突不是一個半小時的電影,而是長壽劇。你要跟你爸媽吃了幾百頓飯之後,劇情才有可能推進一點點。」而正因為是長期抗戰,傷害必須減少至最低,「這個世代的同志可以選擇逃走,而非《孽子》、《逆女》那樣硬碰硬。要避免激烈衝突,戰才可以打得更長久,而非每一場都是殊死戰」。於是我們可以看到,《向光植物》當中,女同志角色和各自家庭之間漫長的折衝、迂迴、和解、共存。

持久戰的精神也是李屏瑤對於文學的社會性的觀察。在去年的婚姻平權議題戰場中,李屏瑤除了參與正方的集會,亦多次走入反方的人群,勇敢地正視那些仇恨的眼神。同時走上街頭又坐在案頭,李屏瑤如此看待文學和社會的關係:「文學總是比社會慢,但力道是持續的,打的是持久戰。」社會事件會不斷轉折、波動,但文學就是在那裡,讓人翻閱,讓生命經驗有所參照。「文學的功用比較像是在這裡騰出一個空間,讓大家可以在這裡好好呼吸」,在文學之中,找到想像的共同體,找到論述的能量,然後,支援社會運動的戰爭前線。婚姻平權還有長路要走,而婚姻平權通過之後,更有許多議題尚待討論。李屏瑤展望同志文學的未來,期許同志文學能像探照燈一般,照見比社會現狀再稍微前面一點的景象。文學比社會慢,但文學比社會更有想像力,而正是這樣的想像力,讓文學得以不受時空拘束,整塑過去,指引未來。

歷史的天使面對過去的廢墟和不停向前的進步風暴,無能為力。但寫作者不是。李屏瑤立足現在,回身面向過去,將廢墟理成橫跨十年的女同志成長史;再轉向未來,手握那些特意不撒進《向光植物》的悲情金粉,吹灰成光,讓光點落在未來的五年、十年。同志不必悲情,同志亦非反同團體繪聲繪影的妖魔,而是像李屏瑤現正執行的採訪計畫「同志百工圖」,同志只是尋常生活,在各個角落中努力活著的人。同志百工運行社會,朝向那個文學探照的光點,一點一點推進,直至這個社會的生存本質,可以適合我們,他們,每一個人。

採訪撰稿|林新惠

現就讀政大台文所博士班。曾任《聯合文學》雜誌編輯。曾獲台文館年度傑出碩士論文獎、林榮三文學獎。目前研究主攻科技人文與生態人文。

攝影|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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