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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我们真的有找到自由的出口吗?

written by 马欣 2018-11-26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后,我们真的有找到自由的出口吗?

电影中的小四是只萤,不单是他人认知的牺牲者与罪犯,而是另一个逃脱者在招唤着我:「我不能越过高墙,但你可以的。」

你仿佛可以回到你记忆中的炎夏,总是微微汗湿的身体,不知内心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着,当时在课堂上高高悬挂的「礼义廉耻」四个字,则像个无感的玩笑话,在这校园里真找得到这四个字吗?你早就心知肚明,周遭好像一群被困住的小兽,也许还包括你,但你内心却有一块清冷得要命,跟沸腾焦躁般的这里不同,你知道这青春的炎夏,你无法真实地走进去,因为不意外的,你在那里总觉得连身子骨子里很悲伤。

这无法言说,也无法传达,因为你在众人眼中应该是个开朗健康的年轻人啊。这些无法言说的,终于在一九九一年杨德昌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被拍出来,谁可能是自由的?或是曾经想要自由的人可能会受到多少惩罚?

青春像个无止尽的夏天,但我只觉寒凉,这是我在国中时候的感觉,跟《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黏呼呼的视觉氛围呼应着声息,照理说,这部电影应该是我兄姊的求学年代,那时的黄昏,我们听着美国的流行歌曲,电风扇声总是嗡嗡鸣叫,木门卡著老旧的声音呜呜哑哑,看着兄姊随着猫王的歌曲跳舞,像是最极限的叛逆,那时翻著童书的我在想,我们听到的Mamas & The Papas 乐团唱的〈California Dreamin〉听起来像是另一个自由的国度,不是民主与否的自由,而是你意识可以飞到老远的陌生异界,这是我们滞闷气氛中,唯一所能做的白日梦,兄姊都说好好读书,你就可以飞到唱这些歌的人的国度,咸咸的海水味飘进我们共同的白日梦里,如同电影里的小猫王,不见得知道自己在唱什么,但在那一刻有种模仿自由人的感觉。

电影中小四上了建中夜间部后,明显得感到家人的失望,我从小也背负过,身为家中唯一成绩不好的份子,兄姊都是资优生,立志要去美国留学,那时空,似乎没有人有别的盼望与选择似的。我路过那年代,在那眷村里耳语总是不断,绵绵密密的像是个蛛网,谁都黏在那个固著的价值观上,那个年代没考上好学校,你就什么都不是,即使是建中,如果是唸夜间部那就跟齿缝去不掉的菜渣般让人烦躁,那里的大人有的随国民政府来台十几年,大抵知道也回不去了,本省人曾经历在高压统治下,两边都大气不敢透似的活着,家中女性长辈出席饭局都习惯穿旗袍、许多人家墙壁上的照片仍有「毋忘在莒」等口号与题字,那是一个充满口号的年代,我记得有一次饭局,我们举杯一起说:「希望早日反攻大陆、统一中华」,那时我好像才小学三年级。

所以我理解小四的心情,成人背负的好谎言巨大,但却没有人敢拆穿,对成功的价值近乎只有一种的执念,孩子如黏在蛛网上的萤虫,大人的梦早就没有温度了,我们都曾见证过一群心灰意冷的大人,抱着干冷的梦喊口号,于是我看到我兄姊外,他们也有很多同学混入帮派,从成绩单上滑落,从大人集体的空虚中找寻另一条相反的路,于是投身到帮派情义中,甚至那时成绩不好的学生也没有很多的选择,面对社会巨大的谎言,净化歌曲的无所不在,你会有一股冲动想冲撞,然大人结构森严的谎言下牺牲的却是同学中最纯真的小四,父子俩固执讲真话的纯真,之后一个被国家机制迫害、另一个在压抑的愤怒中杀了习惯依附结构中强者的女同学小明,表面上是情杀,其实更像是绝望地砍去跟社会最后的信任与连结。

第一次看这部电影时,我想起小时候隔壁没有家人的老兵听着京戏,拿出一张照片,跟我说:「我在台湾领养了一个少年,希望我以后住老人院的时候,他长大后能偶尔来看看我。」当时我哥我姊早已申请到奖学金去美国,而我面对这世界的谎言迷宫,誓言要找到一个出口。小四是只萤,不单是牺牲者与罪犯,而是另一个逃脱者在招唤着我:「虽然我不行,你可以的。」


马欣

多年写乐评也写电影,曾当过金曲、金音奖评审,但嗜好是用专栏文偷渡点观察,有个部落格【我的Live House】,文章看似是愤青写的(我也不知道,是人家跟我说的),但自认是个内心温暖的少女前辈(咦?)著有《反派的力量:影史经典反派人物,有你避不开的自己》、《当代寂寞考》、《阶级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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