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覺得寫《轉山》的人,應該有點意思。」採訪前,甫出版新書《光,帶我走 向遠方》的李屏賓與謝旺霖並不相識。話題起頭是電影,謝旺霖《轉山》於二○一一年改編成同名電影,李屏賓正好與該片導演杜家毅熟識。當年,謝旺霖靠著單車,流浪西藏六十天,了解高地的惡劣條件,面對拍攝電影《七十七天》 而長駐海拔高度五千公尺之上的藏北羌塘高地的李屏賓,他更無盡欽佩。李屏賓藉由鏡頭去到遠方,謝旺霖則是獨自一人流浪未知,兩人各從遠方得到了些什麼?
李屏賓
一九五四年生於台灣,第十二屆台灣國家文藝獎得主,台灣電影攝影師。
謝旺霖
因為流浪,開始文字創作生涯。曾獲雲門流浪者計畫贊助,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非小說類入圍,臺灣文學獎圖書類散文金典獎。著有:《轉山》、《走河》。
Q:若可以交換彼此靈魂的某一部分,最想擁有對方的哪項能力或特質?
謝:觀見眾生風景的能力
李:青春
Q:離家最久的一次遠行,是去什麼地方?
謝:印度恆河
李:香港
Q:請用一句話形容孤獨的感受或狀態?
李:孤獨是人生無法避免的
謝:一個人的高空彈跳
Q:若和對方一起遠行,最想去哪裡?
李:去我們都不曾去過的地方
謝:就跟在賓哥掌鏡時的後方
二○一七年,為了拍攝極地電影《七十七天》,年過六旬的李屏賓在高地搭帳篷生活兩個多月,採訪當下直呼特別苦。細數每一趟遠行與堅持,李屏賓都是為了熱愛的電影工作。
李屏賓從小在外寄讀,僅當兵後幾年住在家,再移居香港十一年,因此特別戀家。書裡,他寫道,若知拍電影必須離家很遠,那他寧願選擇另一條路。但命運無法選擇,他只能在電影合約裡附上,班機必須經過台灣,讓他回家探望母親。他有點開玩笑地說:「當初是想說,劇組千辛萬苦找到我,讓我經過台灣應該不是什麼難事。」而事實是,還有另一個家遠在洛杉磯,李屏賓把每份合約當作提醒,「如果不給自己壓力,會很難回家。」
相比李屏賓的難捨,謝旺霖的離家步伐滿是主動因子,少時因為父母的離異,推著他往外探尋歸屬感,「不停流浪是想找一個可以不再流浪的地方,但後來發現,歸屬感好像不是一個定點,而是過程,流浪過程中發現自己的心比較安定,就一次走得比一次遠。」
「現在還在繼續流浪嗎?」李屏賓問謝旺霖。謝旺霖停不下來的,在轉山後,又到印度走河,「它好像變成某一種習慣,怕自己沒有進步。」
回想過往,李屏賓也時刻懷著「還要更好」心態,而那勢必是遠行中不得不面對的孤獨。「在拍片現場遇到問題,我沒有人可以問的,那種孤獨其實是一種挑戰性,要馬上決定怎麼做。想到辦法了也無法跟別人解釋,你想要解決問題,也想要拍得好,但別人可能會覺得你不懂、不會,在底片拍攝時期,只能等半年一年後片子出來,別人看到了才會理解,那也是一種孤獨。」
就算收工,李屏賓也習慣一人獨處,為了明日的光影捕捉而淨空自己,「(獨處)不是規劃或確認該做什麼,而是要讓自己面對現場的『無可控』」。如此的感官釋放,謝旺霖同樣有感,他說,一個人的旅程,能打開所有感官,感受更多,「能專心聽風的聲音,也更能與當地人產生連結,就算遇到偷拐搶騙,那也是故事的開始。」
從西藏回國後,謝旺霖花了三年才將六十天的流浪集結成書。寫作一樣孤獨,他解釋,那過程是層層疊疊的有機過程,將內在風景具象成外在風景,也把外在風景轉化成內在風景的雙向對話與滋養。他以天葬為例,「那當場是很直觀的感官衝擊,聞到血腥的味道,但實際下筆時,我更想知道西藏人在想些什麼,想長成更貼近西藏的地氣和觀點,這過程需要花很多時間消化和學習。」
李屏賓的新書《光,帶我走向遠方》一樣花了數年時間,原先安排口述代筆,但代筆內容不像自己的口吻,因而作罷,停下出版計劃。最後親自下筆的契機,是年初到大陸工作,獨自隔離近一個月,有了想法與感覺,便趁時完成一稿,「總共寫了七稿,出版最後幾天才交最後一稿,總是東想到一事、西想到一事,又填上去。」早期,李屏賓會寫工作日誌,寫下每顆鏡頭追求什麼、想怎麼打燈、想有什麼氣氛……久了之後,一切都印在腦子裡,書裡的故事與對話全是想出來的,「我沒有照什麼年表,翻出什麼資料,或看片子。印象深刻的我就寫下去了。」
謝旺霖則藉由影像來落實文字,由於非文科班出身,剛開始下筆常覺得既散漫又像流水帳,於是靠攝影裡的練習來聚焦主題,「腦海看見了,才將其化為文字」。
李屏賓追求畫面的文字感,如今,是被讚譽「光影詩人」的攝影師。但他依舊追逐前方的光,談起進行中的畫家紀錄片,為了不走在公式裡,找來拍動作片的攝影師,也嘗試避開靜態的訪談畫面。謝旺霖同樣不肯被綁住,所以從不去思考自我定義。
精益求精的路途,遙遠又孤獨。最後好奇問了兩位:「離家最久的一次?」回答前,李屏賓先說了句「一定要問這麼毒的問題?」遠行,是兩人在電影與流浪裡所中的毒。
採訪撰文|蘇曉凡
文字工作者。畢業於政大新聞所。喜歡故事、認識人和社會。曾任職於藝文雜誌、新聞媒體。
攝影|林昶志
場地提供|未來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