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書信，《三詩人書》則是我想最不能忘記的。也是在經過多年後的重讀，又使我久久不忘餘韻，還記得那些天真爛漫，像夏日光暈墜往蓬鬆的樹葉，所有事物開始朦朧。這本書信集如此帶人返回，一切仍煥然，我再不感覺到畏懼，那是通往詩，也是通往愛的文字。
上個世紀三位大詩人們的交談，分別為奧地利的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俄羅斯的茨維塔耶娃（Marina Tsvetaeva）以及巴斯特納克（Boris Pasternak），三者在詩歌的美學與經驗中敘說彼此對於技藝的想法，他們談論愛，幾乎建立在一種形上之中。當然，愛在他們的眼裡，尤其是茨維塔耶娃的眼裡，它從這個實在的世界間抽離了，愛轉向成奇思妙想，熾熱且濃烈。
這樣的書信彙整起來，好似單方面閱讀一段三角戀情，實際上更像是鏡像反映。里爾克如兩位青年詩人所追逐的偶像，茨維塔耶娃傾慕他，而巴斯特納克則在她的身後靜靜守候，許多時候的他呈現沉默，那是關於愛的壓抑，也是試圖將所經歷之事，導引為詩歌的概念。
里爾克年紀雖長於另外二人，原先筆調帶有如師長一般的語氣，竟也在多次書信下，趨於平等的、友朋般的口吻，兩位青年詩人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光彷彿帶領來新的刺激，這樣的激烈也給了當時陷入創作瓶頸的巴斯特納克，重重地甦醒。
某層意義上，茨維塔耶娃大抵如這兩位男士的一面鏡子，由於她的熱烈，她整個人就如愛化身；她對里爾克的愛是不停地向前，讀來猶如等待攀越的一座高山，她仰望著他，企求對方一絲凝視，這讓久病的里爾克察覺到情愛的直截，起初多少有些迴避，因他深知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不過在終於來到死亡之前，他鬆動了這份情感，並回應著茨維塔耶娃奔馳的感性，即使他們從未真正見面過。
在一九二六年夏季的信中，女方向里爾克寫道：「愛情靠例外、隔離和超脫而生存。愛情活在語言裡，而死在行動中。（劉文飛 譯）」於是，我們窺探到茨維塔耶娃心中的神聖──愛是精神性的持存──語言的表達便是愛的表達，遠離肉身，卻緊緊依住彼此的靈魂。
詞語貼附著詞語，詩人大聲疾呼，在時為動盪的時代中，試圖抵達純淨的世界，如果難以抵達，那麼他們則勇於創造，創造其真實，一個洗滌所有罪過的所在。
因此我們需要反問的是，詩歌正在為我們帶來什麼樣的眼光？
時間回到一九二六年的春天，當巴斯特納克因為讀到茨維塔耶娃《終結之詩》的手稿，且興奮地寄出一封漫長的思念時，他如此在信中指出：「但是其實一切沒有離去，也沒有變化。妳在同一時間裡分處於不同地方。這永恆的世界完全是瞬間的，如露亦如電。」重複強調，我們所在的時空是萬中選一的此刻，並接著說：「但在文學中人可以恆久地愛著這個世界，就像在現實中只能瞬間地去愛一樣。」
巴斯特納克對茨維塔耶娃的戀慕十分深沉，又顯得有些卑微，他認為她是崇高的，因此也稱她是生活中的姐妹，藉以象徵兩人如一枚硬幣的相似，一明一暗。
當巴斯特納克說起文學裡的人們可以永恆地愛，他同時也在寄望一種「直觀的遙遠」，那裡沒有其他投射、沒有醜陋也沒有自卑，僅僅只是單純的嚮往，伴隨知性而生，愛人便可如己。
這呼應著茨維塔耶娃後續寫給里爾克的信底，也運用了類似的概念。
因而，詩歌的眼光正如此，它張開了一個不是此時此地的世界，它不只是執著在人間，詩談及遠方，因為人是有限的，所以越是渴望無限的可能。
人們涉及愛，便會想起永恆。
我如此設想，這難道不正是我們總是願意看見彼此心靈的原因嗎。
愛使得人與人充盈著複雜的連結，變得隨機；愛亦讓人感受時間，時間毫不避諱地顯現它自己，到我們的生命。
書信裡，逐步邁向死亡的里爾克以及新生熠熠的茨維塔耶娃，成了最為鮮明的對比。即使在黯淡的晚年，這些文字為抱病的里爾克注入光芒。他最後一次回信給茨維塔耶娃，盛夏期間他們確認彼此的愛意──甚而看來是確定著心智的交流間，是否等重或者同樣渴望。
里爾克寫：「對妳所想、所望的一切，我都會說好的、好的、再一聲好的，最終地一個多生命說的『好』；」在語言裡，我們深深感受到一層貼近思維的寵溺，而後段他顯示著擔憂：「但是我們都很清楚其實在生命中同樣包含著千萬個無可預見的『不』。」
回絕里爾克的情感既不是他自己，也不是茨維塔耶娃的來不及察覺，而是生命一如既往向消逝前進。奇妙的是，為了回應著龐大的消亡，兩位青年詩人選擇赴以詩歌來延續著，從此里爾克化為完整的精神，他匿藏、顯現在詩之中，就像他沒有離去，以更高、更遠的距離致使詩遞出他的心神。
茨維塔耶娃依舊回覆了他的信件，她還未意識到里爾克已不再能起身，同年十一月，她在信內僅僅是問著：「我就在這裡。你還愛我嗎？」
這一切都被融於一個純真的疑惑，再無回音。
三個人終止通信於一九二六年冬日，里爾克病逝，至此，這些被視為「情書」的信件們又要等到好幾十年後才會再次拼湊而生。
詩人們的思緒保存在來往的言談，如他們的詩一樣，這都是探望的尺度，從死亡觀照著生的意念，孜孜不倦，愛早已來過，愛創造著另一個世界，未曾謀面的人，在那相擁著。
撰文｜柏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