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違六年，連明偉重磅推出近三十萬字的長篇《槍強搶嗆》。採訪完後，一陣簡短的快問快答，道出他真實的心聲——出版完了，到現在有什麼感覺？「大概是擔心吧？因為很厚啊，想說都沒有人看吧。請大家支持！」既然擔心大家沒有時間看，為什麼又寫長篇？「因為我覺得寫那麼長，可以好好的去處理它。」
《槍強搶嗆》
印刻出版（2025.02）
一張票，一世情，祝你我永遠高票當選。一場熱鬧滾滾的頭城鎮長選舉，一隻聽得懂人話的當選雞，一把謎樣的手槍和一枚子彈，四個來自不同社會階層的關鍵小人物，有求生欲、愛欲、金銀貪欲、家族糾葛的執念，全數交織，將眾人捲入一段狂熱的地方選舉漩渦。
Q 選擇頭城地方選舉為主題，頭城之於台灣，有何種特殊政治生態？選舉之於你，又是何種意義？
A 首先，是以最熟悉的故鄉，作為關懷的起點。頭城的選舉之於台灣，吻合幾個「非都市」特徵，包含青少人口外移、宮廟文化、人口老化、物價飛漲、抹黑綁樁等，一樣不少。我發現頭城地方選舉很常上全國新聞，彷彿仍維持十幾年前、一種鄉下「原型」的選舉文化，充滿利益糾葛。頭城曹乾舜前鎮長因收賄三百萬，以及鎮民賄賂九十萬交換任職清潔隊而被關，私底下民間盛傳，因為錢分配不攏，現任鎮長（曹前鎮長的敵手）刻意曝光消息；曾經擔任頭城鎮長數十年的林樂善也因貪汙罪名定讞，被褫奪公權以及追繳貪汙所得⋯⋯頭城太常上新聞，把場面搞得難看，互相攻擊似乎已變成一種選舉文化，其他地方可能是暗流，譬如買樁在台北或都市，已不會呈現在檯面上，但在頭城十分鮮明、生猛。
從國外回到頭城生活，發現許多事情的運作，鎮長說什麼就是什麼，如同小鎮霸王，中央的指示也無法干預地方運作，我從這裡開始思考，選舉和生活息息相關。至於台灣的影視和媒體，著重中央的選舉操作，地方選舉容易被忽略掉，這也是我在創作上想補足的一塊。
Q 《槍強搶嗆》不只是書名，四字也是四大篇章的分題，對應四個選舉漩渦中的小人物主角，候選人面容卻相對模糊。當初如何設定人物和結構？
A 從一開始，我就沒有打算寫候選人，相較於他們在權力之中的爭奪，我更想去釐清、關心在他們身邊受到影響的人。他們因什麼原因待在候選人旁邊？對未來存有什麼想像？知不知道自己可能助紂為虐？從不同出發點進入選舉，來自不同社會位階的他們，如何觀看事件。我更感興趣的是檯面下，他們有沒有猶疑的時候，在堅持和徬徨的時候，怎麼做出決定──也就是「人性」本身。人性曖昧、複雜，同時擁有正面與負面想法，相互糾纏。政治人物定位太鮮明，不利於文學的展開，待在他們身邊的小人物，才有更值得琢磨的人性。
原本想要寫選舉，後來發現真正運作的是權力和政治。四個角色的權力結構和社會位階截然不同，我將他們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網絡下去檢視。人不僅僅存在於家庭，還會延伸到小鎮、社會、國家，這樣的延伸會產生不同系統，系統有時相互結合、對抗或箝制。
「槍強搶嗆」是一個字音不同的變體，可能我曾經在菲律賓教中文，對平上去入能產生的不同字及字義，格外敏感。主體是選舉，激發四個不同變體：三十幾歲待在鄉下的黑仔，對未來感覺徬徨；四十幾歲的蔓姐從外地來到宜蘭，以外來的眼光觀看；六十幾歲的阿蕙嫂久居頭城，與黑仔遙望「我可能還有未來」的狀態有別；五十幾歲的謙和自外地返鄉，融合在地與外來的眼光。我好奇將這四個不同身分的視野／系統放在一起時，究竟會產生如何的戲劇張力與糾葛。
Q 四大篇章，語言跟著不同主角而轉換，有黑仔的兄弟垃圾話、蔓姐女性的優柔深情、阿蕙嫂的撒潑瘋魔，及陳謙和的自我質疑檢視，內文時有意識流或繁複疊加，各小篇題猶如血淚幹話標語集。這樣強烈的風格，想為小說呈現怎樣的效果？
A 十幾年來，影視大規模取代了文學，但許多改編和劇本都從文字開始，所以文學還是走在影像前面。許多影視人可能會因這樣的觀點，打我一巴掌（笑）。我想利用文學的根基，對抗現今已經是影像襲擊的思考。我相信文學或文字的展現可以更為豐饒，同時無可取代。
另一方面，想要挑戰既有的「美學規範」和「文學系統」，大家究竟可以接受文學有怎樣的展現？我們可能對文學有先天性的偏好：抒情性、思考性，或某種篩濾，把文字變成非常乾淨。這樣並非不好，但與真實生活似乎產生很大的距離，我想讓兩者更為靠近。這本小說使用許多生活語彙，這些話語為什麼不能變成文學呢？最近在讀描寫加勒比海的《七殺簡史》，裡頭充斥髒話，閱讀時很難進入，先天排斥這樣的文字。有趣的是，我曾在當地生活，知道作者如實呈現在地用語。因此明白閱讀的不適，呈現我某種美學偏好，使我知道自我的侷限。
Q 「搶」之篇穿插三個「物」的小篇章，試問安排「物的自白」的緣由？
A 第一是形式，「槍、強、搶、嗆」四篇章如果沒有做形式上的調動或某種文本的溢出，可能過於單調。第二是觀念上的辯證，印章、麥克風和黑色石頭都在討論某一個概念，關於觀念的思辨，較難出現在四個人物故事中，因為長篇人物已經活起來了。所以透過這三個物件，補足對「權力」的闡述。
Q 各方眾神明在書中有諸多篇幅，「神」在小說裡，有怎樣的隱喻？
A 直覺來講，「神」是對土地的看顧。提問中「重新啟動」這件事，成為小說一個重要的潛在意圖，包含先前提到：如何界定文學和美學、社會位階如何突破、選舉的可能等，處決所有已經僵化的一切，有重新啟動、重新洗牌、獲得新人生的可能。頭城宮廟眾多，各神明的聖誕，每每讓小鎮有活起來的樣貌，歲時節慶融合許多政治色彩，廟宇連結人、政治以及在地情感，成為某種內化的精神狀態。
Q 長篇磅礡大氣，最後卻留下幾個核心謎題，例如槍的結局、兩百五十萬的抉擇，以及收束節點的選擇。這些有意的省筆，背後是怎樣的思考？
A 之前朱和之學長也問到兩百五十萬的抉擇，其實最後謙和丟出紙錢時，也一同把真鈔全數撒了出去，小鎮人民不是搶紙錢，是搶真鈔，在那刻成為受賄的共犯。槍的結局和小說的收束相互連結。各篇章的最後一句，都有個黑體字：〈槍〉是「強」，〈強〉是「搶」，〈搶〉是「嗆」，啟動下一篇章。最後〈嗆〉是「槍」，我故意留下一個懸而未決的狀態，彷彿回到最初的時間，讓人民擁有選擇的權力，帶著子彈的硬度，以及槍的沉沉重量，決定不一樣的未來。
Q 小說完成於二〇二三年，歷經兩年多的漫長修改，直到出版前夕。請分享主要修改的方向、原則或意外的轉折？
A 寫完後結構沒什麼變化，修改的重點在於如何做出更精準的表達，在哪裡要停頓、在哪裡不要停頓，找到風格式的語言去表達，同時避免過分咬文嚼字。字句調整的拿捏，對我來說是很困難的。重點不在演繹作者是否能寫，而是要透過小說這藝術形式進行某種溝通。這本長篇小說的風格確確實實比較強烈，精簡是一種風格，繁複也是一種風格，我想要探索語言的延展究竟有怎樣的可能性。
故事內容也有一些調整。四個篇章輪流寫成，寫完〈槍〉後沒辦法直接寫〈強〉，語言系統要重新置換，至少要中斷一到兩個月的時間，完完全全不寫，這過程十分艱難、挫折。也因寫作的中斷，四篇獨立寫完後，才發現〈強〉裡「雞」的時間順序出現狀況，單篇看沒問題，全篇看時，死掉的雞卻重新出現，所以進行全部的修訂。
Q 二〇一五年《番茄街游擊戰》菲律賓、二〇一六年《青蚨子》頭城、二〇一九年《藍莓夜的告白》加拿大及二〇二五年《槍強搶嗆》頭城，這樣「異地|故鄉」的往復，是否有意為之？順序吻合實際的工作經歷，或可大膽預測下一本小說，將以夏威夷的移民為題？
A 夏威夷的小說在二〇二〇年已完成初稿，二修過卻有些遲疑，當我書寫福清人的移民故事，企圖滲透到角色內心時，卻發現對他們不夠理解。後來預計修正為當台灣面臨中共威脅，未來選擇移民美國，如何獲取身分的種種故事。這幾年，同時處理一本COVID-19長篇。三、 四年前有許多新冠主題的作品，這兩年卻幾乎沒有，我覺得十分奇妙，難道文學會因為時間而有價值上的明顯變動？預計分上下篇，上是遇上COVID-19，下是我們如何回復到原本的生活，作為對照。現階段正在處理這兩個長篇，但不知道哪個會先出版。
採訪撰文｜吳緯婷
宜蘭人，師大國文系，倫敦大學Goldsmiths學院藝術行政與文化政策碩士。處處好奇，容易受歧路吸引，喜愛迷途風景。曾獲林榮三文學獎、優秀青年詩人獎、金車現代詩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等。著有詩集《白T》、《一次性人生》，散文集《行路女子：記每個將永恆的瞬間》、《三十女子微物誌》。
攝影｜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