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未收到即將來臨的六州選舉郵寄選票前，卻收到了賀淑芳的《蛻》，而長篇小說的其中一節〈賒帳簿〉結尾是這麼寫的：「至今，仍然無法說，它『已經結束』或『已經事過境遷』」。我抱著疑問和賀淑芳聊起她的小說。
回憶與哀悼之困難
Q 在正式進入我們接下來要訪談內容前，我先分享在閱讀《蛻》的一些感想。這和過去我對五一三事件的理解不太一樣。而且，小說所深描事件發生前後的日常生活景觀，以及還一直存在於華人社會的心理狀態，相當精彩。以女性的社會位置及敘述聲道呈現，是過去在馬華小說的寫作上比較難看到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這應是你的第一部長篇小說？
A 是的，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篇小說，而且是以開清單的方式來創作。它不是一個從頭到尾都是虛構的小說，也摻雜了非虛構的內容。在訪綱中，你有提到為何《蛻》和當初在國藝會提交的計畫不同。〈繁花盛開的森林〉是我在二○一四年完成的短篇小說，也是《蛻》的前身。從正式開始寫到今天，我花了差不多八、九年的時間完成。當時，我們對於五一三事件的理解是很少的，除了靠官方文件的解密，再來就是靠柯嘉遜《513解密文件》，以及少數零星能見的專題和撰稿。我們知道，官方的解釋是不夠的，所以它剩餘的空缺留下一個想像的空間。
二○一六年，在獲得國藝會的補助金之後，博士也念完了，我才開始有計畫地採訪。陳亞才和傅向紅引薦了一些受難者家屬，但大部分的家屬都不會接受你的訪問。通常我們的身體會竭盡所能地排除不愉快、惡劣的經驗與事物。一如我們常見的霸凌的經驗，它會把任何一個聯想得到的經驗細節，堆到你生活的邊邊角角，不要再去看它。這會勾起非常負面的感受、一個不快樂的自我。更何況，這樣子的一個事件在事發之後，官方沒有任何機會讓他們去談。那是一個完全的個人聲音被湮沒。我大部分的訪問來自非常少數願意受訪的家屬，我也必須去填補那些無法進行深入訪談的家庭。
我在翻閱各種當時候的檔案（尤其是剪報），發現敘述語言有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是我們對於悲傷的承受能力變得更少。這是很不可思議的。如果你看到一個遭受到極大創傷的時／世代，報章卻完全沒有任何哀悼之意，看不到誰罹難、誰的家屬受到創傷。這是很奇怪的事情。任何一個意外事件如車禍、火災都能看到報導，以及家屬受訪。唯獨這個事件一聲不出──完全沒有，並急著將事件抹去，走向更光明、更和諧、更快樂的下一階段。
透過文學重新在場
Q 沿著你對受難者家屬的訪問經驗、翻閱歷史檔案的發現，我想追問，當文學藉由不同敘事方式再現的時候，這間中必然會出現一個落差。而在閱讀《蛻》的過程中，不難發現寫作者在情感表達上在追求一種企及真實與現場的可能性。這困難的點是什麼？作為一個小說創作者，你扮演了怎樣的一個角色？《蛻》試圖在和讀者對話的可能空間在哪裡？
A 當我們的社會都已談論了如歷史學者的觀點之後，那你就會問文學還可以做什麼？或者說，有什麼觀點是文學可以表現、表達得很好？我認為，那應該就是屬於情感的層面──我們的情感經歷、內在視角需要把它翻折出來。
在談到五一三事件之下的和諧，我覺得它常常會有一個困擾。有一點是讓我十分心痛的。在訪問其中一個家屬的時候，當他在講述傷痛、憤怒、恨，他發現「完了！」。突然間，他意識到自己講得太多。然後，他還要為此補上一句：「我也是並沒有排斥馬來人的，我也是當馬來人是我的朋友」。為何一個遭受到創傷的人，需要在他講述自己經驗的時候，害怕政治不正確呢？
我覺得，這就是文學應該去梳理的東西。這些帶有刺、有銳角的，或者是有感情的這種聲音是應該讓它流露出來。無論是憤怒還是什麼。在這個時候，文學可能要跟「和諧之音」的要求保持距離，敢於走出不和諧之音，如此才可能帶來族群之間不同的權利及真正交流。只有這樣，我們才可能進行一個渡越或學習如何渡越。我想，我們已經被國家壓抑得夠了。
那些族群認同的我、國籍定義的我，以及不同概念上的「我」，是來自很集體宏大的聲音把我塑造起來的。如果把我放在森林、荒野或大海上，我就會恢復成為一個很無助的生命個體。突然間，我好像可以有另外一個焦點把一直認同、認定的身分，以及到另外像塵埃顆粒般的一個關節，再去思考為這種問題。我覺得，只有把我從一個集體的身分鬆綁變成塵埃，我才有可能從「無」裡面再去思考，為何我們必須要有這一切包括政治思維。
Q 在「之外」才是真相的可能位置上，你選擇了有別於黎紫書、龔萬輝的敘事策略，重新虛構一個五一三事件發生前後的故事，而且特別集中在深描市井小民、底層人物的聲音。讀者即便如我一開始也無法馬上補抓小說主軸與整體核心。這形式選擇背後的思考是什麼？
A 我想先從怎麼破壞五一三的敘事邊界來開始講。因為五一三敘事的邊界是比較正統的、嚴肅的邊界，就像剛剛我跟你討論的。我們如何從國家政體反駁官方的敘述版本以及它匱乏的地方，還有其他少數民族被忽略的視角等。但是，在這裡被忽略掉的是什麼呢？是女性、性、情慾的觀點，以及各種各樣比較個體的、幽微的情感觀點。當小說要講述一個大的歷史事件，他卻不得不透過微小人物切入的時候，它浮現的是微小人物的感受是什麼？我覺得，文學或者小說應該開展的地方。只有這樣，小說才可以提供與論文、政治論述不一樣的視角。
在這個時候，你不再是跟國家概念對話，而是從這些人物的身上去看，到底感覺、感受及情感是如何被一個這麼大的事件抹殺。同時，這也一併把我們的感覺、感受的能力都給剝奪掉了。我覺得這是很可怕的。所以，當你進入小說的時候，指稱華人如何、印度人如何，其實是沒有意義的。你需要分散到更小的位置，那就是每個個體的身上，去看五一三事件如何在有血有肉的人生裡發生的。而且，當記憶跟感覺被剝奪的時候，一個人怎麼樣可能療傷他自己呢？這是不可能的事。我想，我嘗試還原的是如桂英、葉金英以及一些不知名的人物，這個國家對他們所造成的這種創傷。只有進到一個人物具象的人生，你才可能看到它具體是如何發生的，而且它經常會是情慾的。
另一方面，我受到語言學家的影響。我們的書面語是一個很有秩序，是一種經過權力梳理過後，非常具有官方權力意志的語言。它永遠是帶著官方，或者文化菁英中心的那個語言。如果把這個不是很規整的口語鑲進你的書寫語言裡面，它會呈現出另一種活力跟面目。我覺得藝術家應該要做這樣工作。我一直在嘗試用他們的語言，但還是滿難的。你看，我已經寫作寫了差不多二十年了。這種規範的、優雅的、漂亮的語言，它還是會常常跑出來，尤其是這種飽受訓練現代主義式的語言。
Q 最後，你對於小說出版之後的期待會是什麼？不管是從讀者的角度或市場的反應來看，你希望它可以被放在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Ａ 我用了一個比較不傳統的方法來寫這部長篇小說，而書寫形式充滿很多部分的組合。很多情景是我寫到某個地方就停止。但是，我們的人生很多時候就是如此。當你切割某個體驗的瞬間，看起來是一個部分。但我認為，現代小說要部分當成是整體。所以，我以開清單的方式寫作，目的是要以最大的可能把一個內在空間，包括情感、體驗的部分，盡可能呈現出來。這是我尋找的東西。
我不知道讀者如何看待，但希望他們把它看成是一本書。讀者可以參與其中並重新組織、拼圖，把小說中一些隱藏的關係，重新講述。我覺得，我好像有留下這樣的空間。那些看起來是符碼或有固定意義的東西，當它出現在下一章節，它傳遞出來的感覺經常是反折的或反過來的。我的目的是不斷打碎符碼本身。
另外，這本書還有另一個題目叫做絲線。小說看起來是部分與部分，但在之間是有輕輕的絲線連結。像有時候我們的記憶，記下一個個名詞，而你的私人情感串連起來。希望讀者都有這樣的能力。我相信，讀者的關注點及詮釋會跟我不同，而他會有一條絲線連結他。如此，所有的部分都會彼此互相交流，不會完全中斷和封閉。我是這樣想像很多不同的族群之間的互動。
採訪撰文｜葉福炎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生。畢業於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碩士班，編有《異代新聲：馬華文學與文化集稿》。在碩士學習階段，是以後五一三的馬華現代詩症狀為個人的研究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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