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的第一天，一年已經過了一半，也還有一半。
悲觀者與樂觀者在同一場雨中被淋濕，隔著窗緣看天空變得灰白，厚重，雨線劈落下來，畫面卻奇異的靜止。在雨的下方，建築彼此相連，成為一座迷宮。
有一陣子，我很著迷色彩圖鑑。抱著僥倖的心理，在鋪天蓋地的工作追討中繞道而行。不同系統的圖鑑，各自擁有獨特的分類學，依照色相、彩度、透明度等數值做出科學化的區分，於是詞語被發明、拼接，為了精確的描述我們肉眼所見，例如地質學家維納（Abraham Gottlob Werner）為礦物的顏色命名；或者，透過四季的風景來辨認，夏天午後的積雨雲有如白練，未經染色的絹絲，預告著它將成為任何事物。夏天只不過是年度的一半，總還有事情要發生。
這樣的時候，我掛念工作的進度，儘管雷聲轟烈的打擊窗戶，大雨狂暴的態勢，就算它從陽台竄進室內，也不令人訝異。我暗地期待它沖刷一切。然後，就想像著完稿以後的生活，有貓朝天打呼，有日光融化碗中的冰晶，而後有橙花與葉的氣味苦甜，在瑣碎的繁務中，建出一個可供安歇的夾層。
在整數無法指認的樓與樓之間，連神也不知道的地方，我們是自己的治癒者。
臺灣柳丁
古希臘人相信，靈魂長時間的過勞可能造成憂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傾向於不斷的拖延那些將要發生、不得不去做的事。後來，「拖延」的真面貌終於顯露，竟然不是疏懶。它的相對值，也不是勤奮、向上，其內在非常複雜──就像灰色之中還有灰色，有珍珠、腐木、燧石與知更鳥。拖延行為的潛台詞是，質問自己「這樣真的可以嗎？」，答以「不行，我還不確定自己是個夠好的人」。於是寫作成了一種和自己過不去的藝術，同時是梳理、靜定、解釋，乃至對抗。卡夫卡在他的日記裡提到，寫日記讓他得以安睡。二十世紀的憂鬱。當日記寫完了，生命就有延續的餘地，文字一旦脫手，它就成為世界這巨大織物的一部份。
也許對卡夫卡來說，寫作是棲息，身體卻是疼痛。
我通常將（任何形式的）寫稿視為一件不容易的事。因為在這段無人知曉的經歷中，我能夠與之為盟的對象，竟然只有自己。矛盾的是，這位盟友的愛與恨與傷，正是透過這段與自己結盟的過程來達成協議：繼續締約，相反的，也能選擇從此毀約。自己與自己抗辯。越是艱難的預設，越能凸顯終於完稿之後的開朗與明亮。
此時，我會到處尋覓合適的播放清單，通常雨中 Lo-fi 和串流平台上的「勉強」音樂就堪用數個小時，過份心儀的樂聲會壞了寫稿時腦中的高密度運轉，太喜歡以致於不能忽略。它必須要是一種耳邊風，把我們經過，把時間置換成河流，一次又一次。
也遇過夢中得句的情況，我曾有一本專門記錄夢境的全黑筆記本，總是盡力以文字重現其細節，但是，受困於現實裡的人若想還原夢的分毫，多半徒勞，那簡直是一種無字的歷史追憶。它潛伏在意識的巨大山脈之下，日久而陌生。於是把氣味當作抵抗，抵抗徒勞，苦橙的漫長歷史以手中物的型態重新醒來，在頸側與額角，煥發它低低的香味，忽明忽現。
我幾乎能在那裡面發現一些極為簡單的事物，它們曾在高密度的運轉中，被草率的略過。又過了幾小時，雨聲乍然微弱，雲的底部，大街的盡處，露出無限延伸的金色線條。
撰文｜李蘋芬
一九九一年晚春生，著有詩集《初醒如飛行》、《昨夜涉水》。曾獲臺北文學獎、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詩的蓓蕾獎，入選《臺灣詩選》、《九歌109年散文選》，現為政大中文所博士候選人。
照片提供｜一日茶道
專題編輯｜馬嘉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