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　首先請兩位回顧各自的漫畫初體驗。

林政德（後簡稱林）　我的第一部是漫畫《鐵超人》，一本六塊錢，非常薄，大概只有現在漫畫的兩、三回厚度。小學三年級的我，看見如此精細的線條與畫工，實在不相信這是人類可以做到的事情。有趣的是，《鐵超人》僅有六集，卻讓我意猶未盡，我甚至打算自己畫第七集，不過大概十頁左右就因為故事編不下去而停擺。

當時的租書店的漫畫架上，大多是台灣上一輩漫畫家的作品，如《大嬸婆》、《諸葛四郎》等，外觀老舊，紙張和印刷都較為粗糙。直到千葉徹彌的《好小子》爆紅以後，租書店才開始進日本漫畫書—不過當時仍是盜版漫畫居多。

盧建彰（後簡稱盧）　我跟政德老師大概差十歲，沒看過《鐵超人》，反倒是常看《小叮噹》（也就是現在的《哆啦Ａ夢》）。讀南一中時，坦白說都沒在讀書，時間全花在讀小說、看漫畫—我的閱讀主力是哲學，比如叔本華、康德、卡繆或赫曼·赫塞的作品；但在小說之外，我也看林政德老師的《YOUNG GUNS》，兩種並不衝突，哲學作品討論個體如何在群體裡生活，這也是《YOUNG GUNS》所涉及的主題之一。
更重要的是，《YOUNG GUNS》並不只是純粹娛樂的作品，它陪伴了一代青年的成長，徬徨少年時，身體好似大人，心智卻處在小孩與大人的間隙，滿腹的苦悶焦慮無處發洩。這是很多小說喜歡處理的主題，但我的同學們不願讀小說，他們只想看《YOUNG GUNS》，我認為漫畫與文學的高度是相同的，漫畫的影響力可能更廣更遠，更容易進到你我的心裡。

Q　根據兩位老師的觀察與個人經驗，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社會對「看／創作漫畫」的態度是否有什麼轉變？

林　我國中時期，台灣開始流行少女漫畫，當時有一份《小咪漫畫周刊》對外徵稿，如果作品被登出來，便會贈送一支G筆尖的沾水筆，那對我而言真是夢寐以求的作畫神器！為了拿到G筆尖，我開始學習畫少女漫畫，還用我妹女性同學的名字投稿，沒想到竟拿下歷屆的最高分。由於當時刊物慣例，家裡的地址連同作品共同登出，於是我開始收到許多粉絲、阿兵哥，還有一些後來成為漫畫家的同好來信。後來，我太專心在交流作品導致學業荒廢，讓母親十分生氣，便把我床底下的漫畫通通丟掉了。《YOUNG GUNS》裡，主角袁建平的家人反對他去打棒球，其實也反映出我畫漫畫不被接受、認可的心情。

盧　聽政德老師的分享，我想到我的小說《替補的王牌》，彷彿是在《YOUNG GUNS》三十年後跟你致敬，那種年輕人的苦悶，是可以跨越時空的。後來回想，我人生所有重要的場景都有漫畫。某天下課，我在漫畫店裡，教官找上門告知母親車禍的消息，我手裡拿的是《沉默的艦隊》；後來在醫院探病的日子，我手邊翻著《YOUNG GUNS》，抽著與劇中人物一樣的Marlboro Lights；出社會後進廣告公司，三更半夜點還在苦惱隔日提案，這時候的我依然躲進漫畫裡，看的是《傳染》。

有一則報導指出，台灣每年吃掉兩億顆的贊安諾，作為生物，沒辦法好好睡覺是很悲傷的事情。看漫畫或許不能直接地讓你感到快樂，但是漫畫能讓你共感，讓你知道世界上另外一個靈魂在跟你受一樣的苦，過去漫畫可能被視為非正統、非主流，實際上它理應是現代人的心靈處方箋。它像是一道門、一扇窗，讓你我從苦悶的現實社會遁逃，而當我們把漫畫打開，它就成為屋頂，躲進去，能夠遮風擋雨，然後你就安全了，你就笑得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