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但我們「記得」解嚴前夕和三一八運動嗎？當集體記憶日漸僵固，如何將「我」從中贖還？本期巷口新書攤，邀請房慧真和許恩恩，聊聊在寫作散文《夜遊：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和長篇小說《變成的人》期間，他們如何解除記者、運動者的身分與枷鎖，贖回失落的記憶、時間與身體感。
● 《夜遊》・房慧真／著・春山出版（2024.06）
●《變成的人》・許恩恩／著・木馬文化（2024.06）
● 房慧真 七○年代生於台北，長於城南，台大中文系博士班肄業，重度書癡與影癡。曾任職於《壹週刊》、《報導者》，獲調查報導新聞獎若干。著有散文集《草莓與灰燼》、《單向街》、《小塵埃》、《河流》、《夜遊：解嚴前夕一個國中女生的身體時代記》；人物訪談《像我這樣的一個記者》；議題報導《煙囪之島：我們與石化共存的兩萬個日子》（合著）。
● 許恩恩 高雄人，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學學士、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碩士。著有《變成的人》；合著期刊論文〈「我們 NGO」：太陽花運動中的網絡關係與社運團結〉。曾獲文學獎與文學創作補助。現為齊想創造工作室共同創辦人。
卸下枷鎖，成為「我」
房慧真（後簡稱真） 其實一開始我是想寫八〇年代這些人的故事。當記者時我因緣際會採訪了綠色小組——因為我非常喜歡奈波爾（V. S. Naipaul）的《抵達之謎》（The Enigma of Arrival），它的譯者就是綠色小組的李三 沖——認識這些八〇年代黨外，那時候經常聽他們講很多故事，我覺得這些人物太可愛了。我想要寫他們的故事。
許恩恩（後簡稱恩） 最一開始想要寫《變成的人》，其實我的想法非常天真——大概在二〇二一年左右，突然意識到三一八運動要十年了，怎麼沒有文學作品把我們那時的故事講出來呢？就覺得（三一八運動）十年了我要出一本書。
真 但後來，我覺得我不是那麼想要用報導文學去處理這群那麼可愛的人——當記者多年之後，我有點想把記者這個身分卸下來。因為，太辛苦了。所謂的新聞寫作或報導文學，很像是在泥濘的地上爬，寫每一個字都要有證據。這對我的寫作來講一直是一個枷鎖。後來我無意間知道，我國中讀的金華女中，就是當時黨外活動很重要的地點，白天我在那裡上課，居然錯身而過了。我其實是這樣找到了一個可以讓我舒服一點的方式，去講這個故事，因為裡面有我的成長歷史，也可以帶入我一直很想要寫的 八〇年代次文化，是這樣的機緣形成這本書。
恩 剛剛剛慧真講到「寫作的枷鎖」我還滿有同感。因為我讀社會學，碩士論文就是寫社會運動，碩士畢業後又跟老師合寫期刊論文。學術寫作很需要字斟句酌，審查人也會非常認真地檢視你的每一句話、你的推論成不成立，你引用的理論、模型。後來就覺得——為什麼我談論運動的方式，就是只能這麼辛苦？我不要再用學術的方式去寫了，我想要自由的寫作。最大的轉折點是決定要寫長篇小說的那個時刻，那是對於寫作這件事情重新覺醒的時刻——我一開始的講法很像把寫作當成工具，用「運動進程」的方式思考，可是寫作的過程裡，我慢慢發現，角色們想要講很完整的一個故事，我覺醒了小說原來是這麼一回事，然後決定寫成長篇小說。
時間並不如線，往事並不如煙
真 我是在寫了《夜遊》之後，才發覺「記憶的清晰度」跟「時間的遠近」不一定有直接關聯。《夜遊》寫的大概是將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但我重新回去看會覺得，有一些記憶好清楚喔，特別是關於羞恥的記憶。
《夜遊》大概從一九八七年寫到一九九七年，但是其中有幾年完全沒有寫到，比如我讀高中那幾年。我就覺得——為什麼我是這樣子去記得那十年？我們現在所謂的時間都是像箭或者流水一樣一去就不回的，但我覺得記憶並不是線性的，它比較像是環形的。就像我其實是讀了恩恩的書才完全勾起我二〇一四年很多的細節。但是十年前的事情，明明是比較近的事情，為什麼我會覺得好像還在一團霧裡面？他的書是先讓我走進那團霧裡面，但是霧還沒散。
恩 我很慶幸我是在寫完小說後，馬上看了《夜遊》——我總覺得我好像必須把這十幾年來的某一些事情先寫出來，才有辦法比較開放、比較釋懷地去看更久以前發生什麼事情。
我對於時間的立場在《變成的人》最後一章其實表達得滿多，包括寫出那一句「時間只是因為作為時間本身，而讓存在運動了起來」，我刻意用了「運動」這兩個字，可能不是大家一開始想的那個運動，可是又沒有差那麼多。「時間讓存在運動了起來」這個立場其實就是我想要在《變成的人》裡面表達的。
「我想要記得的是……」
真 恩恩的書開頭就說「獻給我們」——我以前當然不會覺得，我是他這個世代所謂的「我們」，我好像一直是個旁觀者。我是六年級的台灣人，我有時會說「我們是失落的一代」，野百合時太小，太陽花時已經老了，所以你會錯過一種學生運動的共感，覺得我不是那個我們。老實講，我雖然是一個記者，但我覺得自己好像也有運動傷害。是後來九月的雨傘運動，某部分撫平了我三一八的運動傷害。
我一直很不願意去想起、提起三一八，對它也有一種批評，但我在看了恩恩這本書，加上青鳥運動之後，我覺得我好像也可以成為「我們」——只要曾經是投身裡面的一個人，你不用是站在台上的人，你可以是那兩千人或兩萬人裡面的一個人，但是那個體感你會永遠記得——然後那個六年級的失落感好像也可以被撫平。
恩 我覺得我也有一種失落是——三一八之後，其實前面那些對我們來說真正是學運的東西，已經不會被記得了，已經變得很小了。因為三一八很大。我們二〇一二年經歷了文林苑、士林王家組合屋，其實是很高強度的佔領，還有反媒體壟斷，其實有超級無敵多。最重要的是，二〇一三年社團有夥伴過世。在我們根本不知道會發生三一八之前，我們其實做了很多的想像，非常大的夢想，組織、串連啊，努力啊，綱領啊什麼的。我最覺得自己是一個學運的參與者是在二〇一四年三月之前的那一、兩年。
這個失落一直跟隨著我到這本書寫完。但有個轉折是二〇一九年我去反送中現場做報導。本來我去的時候，一直有很強烈的自我掙扎是，我就是一個台灣人，我甚至還是個太陽花，然後他們是反送中，我們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我可以去談論這場運動嗎？我可以算是參與了這個街頭嗎？我是其中之一嗎？
我們六月十五號抵達香港，有一個人叫「梁凌杰」，他墜樓在太古廣場，所以六月十六號的集會有兩百萬人上街頭。當時有頭條寫「兩百萬人加一」，就是加梁凌杰這一個人。那時我們訪談的一百人裡面，有香港人、中國人，有年輕的，有很老的——我覺得那個共感的身體感，有重新讓我把「我們」召喚回來。那個「我們」也許可以說是街頭的、人群的、憤怒的、反抗的，我不太知道怎麼用一個精確的詞彙去描繪它，可是我覺得反送中真的影響我非常深，我重新認識了我們。後來在寫端傳媒那篇報導時，我其實覺得「我們也是其中那兩百萬分之一、二、三、四、五……。」
作家對問
真 我很好奇的是風格，《變成的人》裡有許多很凝鍊的，格言式的，或哲學性的思維。你的寫作歷程有受到什麼作者、文學作品的影響，讓你鍛鍊出這種風格嗎？
恩 我早期看比較多社會學的文本、學術研究，也看民族誌，所以說不定小說反而在我的閱讀裡是相對少的。去年很密集寫作時，確實有幾本書看得比較深，一個就是安妮．艾諾，因為他剛好得獎，又是社會學背景。然後因為米蘭．昆德拉過世，所以也重看米蘭・昆德拉。如果有所謂風格的寫作，我覺得自己在寫作時有意識去「很想要避免它太某種小說式的好看」。我覺得大家對於運動者或學運參與者的想像，應該會覺得很「精彩」或很「混亂」。可是很擔心會過度消費，以及我怕會太輕易去動員我身邊的人——他們有這麼多精彩的故事，用講的就很精彩，根本不用寫成小說——所以我想避免太簡單地讓它看起來是一個好看、精彩、跌宕起伏的小說。
恩 因為寫《夜遊》的書評，裡面用到很多濱口竜介的電影。其實我最想問慧真的問題就是，你有看過濱口竜介的電影嗎？那你喜歡哪部？
真 他最近這部《邪惡根本不存在》我超愛的，反而覺得《偶然與想像》過度精巧，最喜歡的也就是《歡樂時光》。我還是喜歡沒有那麼「設計」，所以我特別喜歡《歡樂時光》跟《邪惡根本不存在》，沒來由地就來了一個東西，不太去鋪陳它的前因後果。可能這種神秘主義的東西一直非常吸引我。
採訪撰文｜林于玄
二〇〇〇年生，住在台北第六年的宜蘭人。著有詩集《換貓上場了》、歷史書寫《不沉默紀錄：屬於臺灣人的二二八行動主義》（合著）、《傷兵不在街頭》（合著）。
攝影｜林昶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