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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新書】反幽化的複寫實踐-讀徐振輔《馴羊記》

by 鄭芳婷

新冠肺炎燃燒超過一年半之後,疫苗露出,人心倦怠。被《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稱作「地球上最危險地區」(The most dangerous place on Earth)的台灣,在冗長的春旱裡昏昏沈沈,一朝驚醒,發現病毒又悄悄蔓延,股市崩跌,建案拋售,通貨膨脹,費鴻泰說該槍斃陳時中。人類都市成為疫情跡地後,荒禿殘敗的罅隙卻開始冒出綠芽,歐洲大陸上空的二氧化氮大幅下降,地球震幅減弱,威尼斯運河清澈見底,優勝美地有了新的棕熊家族,喜馬拉雅山重新回到印度旁遮普居民的視線裡,天空與海水不可思議地湛藍。所謂對人類種族空前絕後的危機,卻讓地球終於在人類世的滅頂大業中稍作喘息,至少是在終局前,稍微回首,倒帶播放曾有的風的、海的、雪的、森林的、岩石的、土壤的記憶。

記憶到底是什麼?如果承載記憶的生命與物質最終消逝歸零,記憶還有意義嗎?故事中,二十世紀初日本修行者宇田川慧海記憶中的藏僧桑吉仁波切,在生命末了前,不再記得日常物品的基本用處,但他記得佛法奧秘,並執意將藏人流亡的那段恥辱與創傷口述記下。「寫下來,是為了可以安心遺忘」,因此才有了《爐邊史.吉祥寶瓶》。這段故事來自那「佚失多年」、從「拉薩一幢民房夾板牆」中挖出的《馴羊記》,挖出記憶者,則是一名處於現代的年輕旅人「我」,關於「我」的異地流浪與考史挖掘,則構建了徐振輔的《馴羊記》。

如此,《馴羊記》包裹《馴羊記》,虛實交錯,真假折疊,莫比烏斯帶狀的小說由此直探記憶的本質,置疑書中的「我」、宇田川慧海、桑吉仁波切、扎西、才合道、白瑪、曲吉、才旺瑙乳、娜拉草,乃至於作者與讀者,所有人的記憶。唯有當記憶遭到置疑,我們才可能稍微傾向那永遠觸及不到的真實。後控制社會後,所有的真實被無限幽化,匿入無限複製與外爆的數據與資訊結構之中,所謂生態自然或流浪禪機,正如小說家所言,其大宗往往僅止於複製抵抗姿態的典範,著迷於符號,無所謂真實。故事中的「我」對於北京背包客女孩所展演的《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Eat, Pray, Love)式想像,或者也是對於其自身的批判。

所有的流浪,到底終歸何處?故事中的「我」自始至終未曾在冰川高原見到心心念念的野生雪豹,反而最後是在西寧動物園裡聊勝於無地看到籠中的圈養雪豹。「我」的原始目標以歪七扭八的結局達成,當友人M的越洋電話問起的那一刻,雪豹終於成為符號,回應〈豹子對你而言是什麼?〉的提問。對於「我」而言,雪豹終究不是雪豹,而是一場追逐真實的真實,一場反幽化的試驗。

在疫情攀升、烽火連綿、地表破壞殆盡的此刻,徐振輔的《馴羊記》來得正是時候,這部作品親身示範了一場當代全球必要的反幽化試驗,試圖在大數據風行、跨國壓榨與影子戰爭煙硝四起的情境中,揭示記憶的悖論:記憶珍貴可靠,白瑪老人與桑吉仁波切殘存的記憶中仍滿佈五〇年代文化大革命劈天砍地的創傷;記憶低廉不可靠,耗資七億五千萬人民幣蓋設的拉薩「文成公主園區」、果欽村縣上電影局巡迴放映的藏戲師傅訪談片,甚至是才旺瑙乳與父親的相殺現場,都已遭鋪天蓋地的意識形態剪裁拼湊、重組運作,如施肥般敦促新記憶的長成。

由此,《馴羊記》並不只是(過於純真地)拋出一張依據符號崇拜而繪製的地景記憶,而是有意識地將地景之上所有記憶的往返、碰撞、糾纏與相互質變與異化全數陳列,藉由如星團般的記憶彼此作用,讓當代全球政經體系的巨型演化成為警示寓言。西藏不再是異域般的存在,所有故事中曾經出場的羌母儀軌、五彩經幡、布達拉宮、藏羚羊、空行母、青稞、糌粑、酥油茶,皆有了如平行時空般的對應者,詭奇地嚎叫出人類自有記憶以來所共同經歷的異質劫難。

我們已經抵達了所謂的時間奇點,往後無法再見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歷史天使(angel of history),往前也無法預見任何形式的烏托邦,我們攜手但感覺不到彼此的手,明知相互牽連卻感覺陌異。曾經在拉薩羅布林卡宮外發生的血難,以全然相同又完全不同的形式再度爆發在香港、緬甸或新疆;而今日的台灣,同樣惴慄不安,在冷戰結構下的認同勒索之中,日日升空攔截對岸戰機。我們要敵方立即迴轉脫離,在慓悍的主權宣告中,滿是百年積累的傷痕。

《馴羊記》是一部關於複寫的作品,它複寫空間、複寫記憶、複寫動物與植被、複寫了作家自己關於慾望與恐懼的記憶。藉由複寫,我們看見所有新舊痕跡爭戰,並試圖讓痕跡治癒痕跡:不斷出走的「我」,無法止步於台北盆地,因而婆羅洲、蒙古、北極與西藏流連忘返,試圖親眼見到某種原本生命中所不可見(台灣可沒有雪豹),並期盼藉由見到不可見,複寫自己的痕跡;茶館老闆央金煮了麵片又揉了新麵團,她將溫熱的餅子塞進仁青卡懷中,她預感少年將死,但仍試圖在少年的眼睛裡,複寫自己失去摯愛的痕跡;白瑪老人穿上最好的米白色氆氌袍子,腳踏皮革馬靴,綁上紅布金絲腰帶,一身風光漂亮,翹首以盼,他不懂電影也不懂「計劃生育政策」,但他熱切地渴望,在那方方正正的小電視機裡,能複寫他「珍珠般的旋律,配上金子般的震古」。

不光是作為個體的人,作為集體的國家也著迷於複寫。

故事中的「我」滯留在瑪洛村過年,並與才合道一同放羊。高山草原處處是增產公社時期所遺留的黑土灘痕跡。中國政府近十年來強力推動植草造林,幾乎是暴力般地複寫大地,企圖使世人遺忘所有錯誤的政績。礦山工程過後,羊病伊始,兩者之間究竟有無關係並無法確定,然而,過於暴力的多次複寫,確是使得草場毀敗的肇因。「我」而後在可可西里東緣拾獲藏羚羊頭骨,頭骨本身雖未有更多著墨,卻幾乎駭人地體現八零年代以淘金複寫荒原的歷史。

複寫可能帶來救贖,也可能帶來毀滅,複寫乃是一種窮盡(approaching),一種明知無法覆蓋卻執著於改寫或重寫的迴圈驅力。《馴羊記》透過複寫《馴羊記》,親身實踐了複寫行動:它並不哺育讀者怪奇另類的野史,而是以複寫行動,不僅釜底抽薪地破壞了官方的大福祉與個人的小確幸,更自反地證明,所有的複寫都將只是複寫。即便我們再如何盼望透過複寫獲得幸福(的感覺或幻覺),複寫終將只能存在於已有的痕跡之上。

雖說如此,我們仍可能藉由正視各方角力下的複寫,想望某種如黏菌般彈性變異的弱勢聯盟。《馴羊記》對於西藏的複寫,出自於角色「我」,更出自於一九九四年出生於台北的徐振輔。徐振輔大學主修昆蟲,而後碩士轉往地理所,跨域的研究背景使他在迥異的知識典範之間往返碰撞,茁壯出特異的生態書寫形式:結構冷靜嚴明、肌理溫厚細膩,字字如鐫刻,語脈浩瀚而自持。作為台灣新世代的作家,他下意識地連結了這個亞熱帶海島長期懷有的憂鬱創痛,由此滲入同樣拚搏掙扎於暴政與私利的異時異地,使弱勢蜉蝣之間得以跨越時空,交會並撫慰。

在這篇書評即將結尾之際,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正式宣布台灣進入社區感染,激起島上一片驚惶。自從二○一九年末疫情爆發以來,台灣人民幾乎未曾瀕臨存亡,反而在國富民樂的香格里拉島上安穩度日,爬山吃鍋、炒股買房,眼見其他國家煉獄輪替。如今一朝變色,保護膜穿洞破孔,終究我們一直是赤裸裸地與地表所有的生物貼在一起的。故事中的「我」,依循著河流的步調前往廢棄礦山,在迷途搭帳的夜晚,捲進孤冷清寂的黑色雪地,「如果今夜,真的就要走入一個無可挽回的時代」,「我想要叫它孤寂世(Eremocene)」,「我」這麼說。後疫情時代,億萬人枯守家中,孤寂自不待言,然而也因如此,世界進入了更有彈性的連結情境。也許正因為孤寂,我們終將必須面對自己與萬物他者親密的牽繫。

《馴羊記》,馴的從來都是自己。

《馴羊記》
徐振輔,時報出版

一名旅者為了尋找雪豹,再次突破重重阻礙抵達青藏高原,獲准在保育研究站,進行七十二天的雪豹調查工作。回到臺灣,偶然翻開旅行日誌,發現自己的心仍停留在西藏,毅然決定休學,三度重返高原,這次他要追尋的又是什麼?
 
一九五○年代,宇田川慧海為了理解更精妙的佛法,遠渡印度非法入境西藏,當時藏軍和解放軍正在各地展開游擊戰,他最終落腳拉薩,與記憶日漸模糊但對佛法有精妙見解的桑吉仁波切一起生活。他將所聞見的經歷,寫成《馴羊記》。
文|鄭芳婷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劇場表演博士,現為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研究領域包括:當代劇場、酷兒批判、島嶼論述。作品散見於Asian Theatre Journal、Third Text、《戲劇研究》、《考古人類學刊》及各藝術評論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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